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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3)

2018-01-04 06:10
　　可以说，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它的根本的合法性在于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无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它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一家人内部的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在人民当中最有进行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最根本的，它解决了思想教育的利益问题。党对人民进行教育，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套说词或伪善，而是真诚、真实的东西。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也许党在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某些时候，方式方法不够恰当，但人民不怀疑党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有一个提高党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国家，不论什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和合法的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或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阶级性本质，它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一个简单化的理解是，既然是“暴力”机关，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不必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统治阶级的国家不必对国民进行教育，只靠法律解决问题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只需使用严刑峻法就行了。事实证明，治理国家不能仅靠法制，还要靠思想道德的教育，要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儒家文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外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不能不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宣传教育。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如果没有宣传和教育，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比较注重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把这种宣传教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法律的规定，因为毕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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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合法性还只是从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论证的，它可以证明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证明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宣传，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必要性，为什么不从公民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呢？难道人民群众自身就需要接受教育吗？难道人民群众就没有权利拒绝接受那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宣传说教吗？如果说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思想教育的权利；二是拒绝教育的权利，主要是拒绝某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一种获得的权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导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关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