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关于“东史郎(2)
2018-01-08 02:57
导读：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东史郎败诉，宣告东史郎诉讼案最终结束。这一伤害中国民族感情又损害日本形象的判决遭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反对[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东史郎败诉，宣告东史郎诉讼案最终结束。这一伤害中国民族感情又损害日本形象的判决遭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反对[xi]。继此之后，日本熊本出版文化会馆出版发行的日文版《东史郎日记》[xii] (全5卷)共510页，50多万字。该书收录了当年日本侵华陆军士兵东史郎从1937年9月开始，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所写下的“在中国从军”的全部日记、笔记及其所保存下来的有关日军侵华罪行的资料。因此，本书的内容比此前刊登的《东史郎日记》多出约一倍。熊本出版文化会馆广岛正专务董事在向记者介绍出版日文版《东史郎日记》(全5卷)的现实意义时说，“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审定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合格，并且拒绝韩国、中国对修改教科书中错误的要求。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首相一再声称要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这些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一些所谓政治家正在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危险的国家主义情绪。”“梦想淡化南京事件的那伙人妄图利用审判来篡改历史。但必须指出的是对申明历史真实的人们枉加制裁的这次审判是大错而特错的。这个问题并非仅仅靠审判就能完结，而是事关日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遭受战争迫害的亚洲人民的态度问题。审判虽然败诉了，但《东史郎日记》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是无可改变的，相信本书的读者们也会抱定这一信念。”[xiii]东史郎日记在日本的全文出版，表明东史郎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日本并不孤独，尊重历史事实、热爱和平的势力在日本坚持着与右翼的斗争。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力图篡改历史事实的行径的有力回击。它代表了日本热爱和平势力的努力。
二
从上述东史郎日记四次出版经过的先后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东史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日记的每一次出版，都是作者和出版者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罪行的揭露。每一次出版都意味着对历史事实的又一次确认。东史郎说，“反省过去的侵略加害行为并谢罪是中日友好的基础。本着这一信念，我决定将自己的加害日记在日本和中国公开发表。”[xiv]但日记出版后却在中日两国遭遇到了不同的命运。1987年东史郎日记第一次在日本出版后，如前所述，东史郎遭到了“损毁名誉”的起诉。败诉的结果是东史郎得到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于是，二审判决后不久的1999年，东史郎日记相继在中国出版。东史郎日记在中国出版，可以说在中国掀起了东史郎热。中国媒体积极介入，使东史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日本人。东史郎因揭露战争罪行、证言对中国的加害事实而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他自然博得了中国各方面的同情。作为日本人，他使日本觉得脸面无光。但是，中国的声援和支持没有能够改变东史郎最终在日本败诉的命运。2001年6月，熊本文化出版会馆全文出版了《东史郎日记》，这在客观上对东史郎来说是来自国内的宝贵支持和声援。这说明在日本进行的与篡改历史事实行径的斗争还在继续，东史郎在日本势单力薄但并不是孤立无援。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根据对“东史郎现象”的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之间对话的艰难性，同时，从中日关系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东史郎现象”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与中国媒体和民间对东史郎诉讼案做出积极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媒体对东史郎诉讼案没有怎么进行报道。第二，中国各个阶层对东史郎表示出极大的支持与声援，在日本，坚决支持东史郎的正义力量远远不及右翼实力的影响大。由于日本媒体的倾向性，使得日本一般民众对东史郎诉讼案不大了解。第三，日本右翼势力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干着篡改历史事实的勾当，具有相当的欺骗性。第四，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个人诉讼案企图达到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目的，这种企图遭到了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批判。第五，中国换句话说，东史郎现象中所反映的中日两国对于已经过去但在某种程度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在继续的战争的看法、思考、认识成了推进中日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媒体对日本缺乏全面、综合性的报道（应该说同样的问题在日本也存在），使中国民间对日本的意象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过去的记忆上。对“右翼”“歪曲战争性质”“否定战争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意象的倾向越发浓厚。日本媒体的沉默和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疏远越发让中国民间感到揭露战争行为东史郎在日本孤立无援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种同情越发加剧了中国民间把日本作为一个拒绝中日友好的整体的意象。日本所有爱好和平，为推进中日友好关系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一时刻可以说因对东史郎日记的反应而被中国人忘却了。日记引起的诉讼案及其判决结果。在作为受害国的中国看来，某种程度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国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日本对战争受害国的反应。在东史郎1998年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东史郎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的结果。中国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如上所述，中国的传媒对日本缺乏综合全面的宣传报道使得中国民间对日本意象的简单化，这种简单化又加强了传媒宣传报道的简化，这种不断的简化过程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日本人一直顽强地坚持着一个感情逻辑：若承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当年为国捐躯者的遗族岂不可怜。没有人告诉日本年轻一代，他们的祖先在过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xv]这种认识针对右翼势力而言可以说一语中的，但如果说整个日本或日本所有的国民都是如此，笔者认为这是有局限的。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的确在中国试比较普遍的。这种认识也加剧了中日对话的艰巨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友好之路的艰难性，而这种艰难性恰恰通过东史郎想象反映了出来。认识的局限并没有阻碍中国想了解日本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