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兴替：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土地法则”(3)
2018-01-08 04:41
导读：三、“人——土地法则”与皇朝兴替 （一）、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
三、“人——土地法则”与皇朝兴替 （一）、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周期性的运动：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减，由此造成“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第二，“土地无节制倾泻”将更多的人口赶离土地，流民更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会不均的现象早日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四、流民组合，成为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力量”与“暴力源”。历代多流民暴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与“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流民暴动开始。“流民问题是困扰古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历来作为世之盛衰的一个标尺。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要使王朝长治久安，必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之“安居乐业”，维持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旦这一亲缘关系中断，农民丧失了土地，不仅使朝廷赋役无着，而且大量的流民势必走上啸聚山林、铤而走险的道路，成为王朝更迭的重要力量。” 第六、流民暴动与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非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中国上农民起义、暴动不绝如缕，差不多都与流民经常地大量地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七、流民暴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其一，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部分消除。其二，作为“土地倾泻”主体的豪农受到冲击，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第八、作为流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产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强权之手，推行均田制度，达成土地均分的制度化。唐朝的繁荣与其公元624年实行均田租庸调法有关。基本是规定国家分给农民以永业田与口分田；田地可以买卖，但买田不可超过一定数额；农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纳租庸调。日本在624年也颁布《大化改新之诏》，将全国土地、人民收为“公地、公民”，规定农民可按人口分得“国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是所谓班田制。两国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农民回到土地，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第九、封建皇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皇权衰变，政权腐败，“人——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社会再次动乱。“尽管统治者为解决流民问题煞费苦心，尽管统治者的诸多举措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是造成流民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剥削制度，历代统治者，无论贤与不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痼疾。” “这里必须说明的，在古代中国水旱灾患时，往往引起严重的农民暴动，诸如元朝的弥勒白莲教及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暴动即是。但是，我们如果把农民的贫困和农民战争的发生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天时气候，那就绝对错误了。因为水旱灾害之所以酿成，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一方面实在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当时的封建地主统治政府，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平时候把修理河堤的水利费用，中饱私囊了。一旦水患泛滥，堤岸溃决，一泻千里，人畜伤亡，不堪收拾，就是政府发赈救济，贪官污吏们还是只知揩油，死活不管。这种情形，刘铁云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中，暴露得可谓淋漓尽致。遇到旱灾，还是一样，形成严重的灾荒！所以说，气候只是酿成水旱灾害的一种因素，根源还是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 通过“人与土地自然法则”的运作，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动乱就此产生，每一个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形成了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这种周期性不是简单的循环。翦伯赞指出：“历史的决不是采取循环的道路，它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这个往前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个永远不回到出发点的螺旋纹。” 同时吴泽也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现象上常表现为渐变和突变两种形式。从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的不同形式无不与事物内因的作用和外因的有关。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渐变形式，主要是由内因的作用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突变形式，则可以是内因的作用，也可以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这种内因与外因，渐变与突变的关系，体现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常规之中。这里所说的内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对抗的或非对抗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里所说的外因，就是民族关系、战争征服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当然，国家兴亡、王朝更迭也可以由内因引起，但常常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这是作为内因、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成为此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因的。特别是古代东方社会中，国家、王朝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组织、管理公共工程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所以它的兴衰、更迭对自我封闭的公社经济来说只是一种外在因素，通常只起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如同战争征服一样，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决不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与更替的尺度，它们至多只是一个辅助的‘数据’。” （二）、王朝更迭 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同时，“天灾和人祸。最主要的是饥荒、瘟疫、战争这三大项。中国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坏，时常看到‘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话。大饥、大疫、大战还导致农民大流动，饥民流亡各地，社会动荡。” 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争夺与暴力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益烈。这样，社会就必然呼唤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超社会力量，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异就是皇权的力量。诚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专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是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实际上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可悲的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结果总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 专制主义由此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强势思维态势。 “平均”必然抹杀“平等”。“平均”、“平等”不可共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合理社会中，“平等”是“机会均等”与人格平等，而在中国“经济平均”的社会，一切生活资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农民绝难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被视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纪人民以承受经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巨大代价，换取土地的平均、社会的安定与起码的生计。以“平等”换“平均”，为平均促专制，“平均”和“专制”成了“孪生子”，“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由此而生。 尽管中国每次农民起义都开创新国家和新政府，但总体而言仅对旧“旧亚洲圈”作调整与恢复，是乃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国历代王朝总把“平均”视为基本国策，长期实行“平均策”，寿命必长，不实行“平均策”，则其必然成为“短命”王朝。汉唐盛世何以成其“盛世”？秦隋何以“二世而亡”？一个原因就在前者持久有效地实行“均田”，而秦隋“均田”不力。 历朝施行“平均政策”，也产生恶果：中国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由此抑制，工商不起，市场委顿，商品经济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如果要问化为什么最早发生于西方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原因要从这其中去找。为什么旧亚洲社会是一个相对的“停滞社会”？ 为什么旧亚洲文明是一个相对的“停滞文明”？“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农工商虞’四业哪一个都不能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环境。” 一个重要原因是旧亚洲文明内部总是产生不了“市民”。为实行“平均主义”，必须抑制强商。随着一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手品和商品必然有所需求，商业和手工业就会有所发展，他们力量的强大就会危及到社会统治：强商总用金钱购买田地，结果加剧土地兼并，社会均衡局面被打破，最终发生社会动乱，因而中国皇帝总实施“抑商政策”。“从本质上说，帝国富商大贾的存在，表明传统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一体化的框架内，商品经济不能独立运作，不仅没有能对旧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起所谓‘解体’的作用，相反它却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造成呢权力与财富畸形‘联姻’，刺激官僚特权阶层贪欲恶性发作，加剧政治腐败与社会震荡。” “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前现代社会周期性运转，社会生产力缓慢发展。“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发展变化，并非绝对静止、停滞，我们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发展道路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看成一潭死水，经济结构万古不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拖的很长，直到封建社会进入了她的晚期，变化依然不大。” 即“不安的”稳定与“蜿蜒的”前行。这种稳定是以“不安”为前提，这种“前行”是以“蜿蜒”为特征。 综上所述，由于前现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世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形成“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进而形成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现象。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是王朝更迭的决定性问题。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互相影响更加剧了这种历史变化的可能性。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是决定社会变动的经济基础，它与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因此，“原型亚洲文明”要进入更新时期，改造为“新型亚洲文明”即社会大转型。“经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直到最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我们进行的社会改革，从本质上说，不是以谁为师，而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转型，一种历史大转折它是要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是美国托夫勒所说的由‘第一次浪潮’进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简称之为‘现代化’。” 宇宙依自有的轨迹运转，社会依自有的运行。人类社会大体经由自然社会--土地社会--市场社会这样三个阶段。世界所处是第三阶段。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确定人类自从举着火把，走出丛林，已完成他做“人”的三个“年龄”段，其一是“丛林人”，其二是“土地人”，其三是“市场人”。这三种人又可以说成是“自然人”、“农民”与“市民”。回过头去说，依用“人”做标准，人类社会又可说成是“自然人社会”、“农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三种“人”，三个“社会”，规定出三个时代：“自然时代”、“农业时代”与“工业市场时代”。有人预见，世界不远的将来，还会由“工业市场时代”进入“知识市场时代”。如同蒸汽机曾象征过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象征则是不可一世的超级“电脑”。 现代化简单要素有三：工业的、市场的、市民的，也可发现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确是朝向这三个目标努力。我们的生产方式曾经是农业的，而后工业。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然而将“土地”中国形变为“市场”中国，却千回百转。因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中国在很长时期，是“工业”的但不是“市场”的，是“农民”的、“半市民”的，而非“市民”的。中国由此不归属“现代”而为“半现代”。社会进步的功绩在于使工业中国进而转化为市场中国，在于让国人摆脱“土地”与“计划”的绊索，走向绵延乡村，接通世界的现代性生态世界--市场，使原来的纯农民与“半市民”（不与“市场”接轨的工人与城市民众）发生市民性身份变化。眼看着近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实态发生巨变，文化将何以自处？不“追随”不行，不适应不行，唯一的出路是再造、“重构”与更新。重构的目标取向也已经规定：所更新的文化将是工业的文化、市场的文化与市民的文化。它将从以前的“农业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与“农民的文化”中蜕变出来，掉头朝前，义无返顾。 文化重构是文化的“新建设”，即是文化的“更新”式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诸形态中最活跃的因素，无时不处在前进与发展的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老文化’就会因跟不上历史的需要而衰竭。此刻社会发出‘文化更新’的呼吁，并作出这方面的努力，直至旧文化更新，新文化诞生，重新与新经济形态处于同步共进的状态。因此所谓文化更新就是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变旧形态的文化为新形态的文化。在现代，文化更新意味着将落后的，适应旧时代的农业文化，转变成适应工业时代与适应市场时代的‘工业精神’与‘新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