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3)
2018-01-08 04:41
导读：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
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近年未销执照为数过多，其中显有情弊。”[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协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认真核查。核查后，确认偷运事实成立，该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拟请订明中途遇故耽延只准展限三个月，再迟议罚。庶执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二员专驻恰克图严查过恰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将执照收回交恰克图部员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倘货照不符及有拆动形迹抽换情弊，立行指出照章办理。每月发过照根由津海关道抄录执照号暨茶叶箱数、斤重送交驻恰洋员备查。有逾限者即由该洋员开单知照津海关道以便会同领事议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补订税章。“查俄商运货赴恰沿途不得销卖不独砖茶为然，而砖茶为大宗弊窦亦最甚，缘砖茶之销行于蒙古较别货尤旺也。兹拟明定税章除砖茶经津回国迳运恰克图者仍照向章办理外，如欲运赴蒙古发售，准该商先在津关报明，每砖茶一百斤除汉口完过正税六钱、另在津关交子税银三钱、运蒙税银七钱，于执照内注明运蒙字样及收税实数，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总理衙门收存，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一员专驻张家口，严查运蒙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与津关税务司所提建议就是要开放蒙古市场，不仅对砖茶，也对所有商品。这与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他们还有更细致的、更周密的建议：“将执照收回交张家口监督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仍一面由关道照抄执照号数、茶叶箱数、斤重知照驻口洋员办理。如茶照填明运恰私赴蒙古销售，无论在张、在恰查出，立将全货入官。庶私贩之弊清，而年中运蒙茶税可冀多收数万金，于饷需不无少裨。其缴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运恰一律办理俾示限制。”无论赴恰、赴蒙者有执照逾期不交的，则将其续请货照扣留不发[10]。津海关道与津海关税务司想用定税章以杜砖茶私售蒙古，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蒙古市场问题，连带涉及厚恤华商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允准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汉口等地直接采办茶叶；也由于在税则方面，俄使一争而再争，致使俄商在市场上的优势大增，华商的经营市场不断缩小。“茶叶向系华商运赴口外销售。自俄商运茶沿途厘税免征而华商税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华商日穷，歇业之家十居六、七。其实沿途税厘收发有限，而内地生计几为外人全夺矣！”[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的报告，反映了中国茶叶商人及相关阶层民众生活陷入困难的真实境况。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想借助于税收，来剥夺俄商优势，以解华商之困。当时有些官员已经就这样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曾与湖南省议妥：凡领甘肃省茶票的华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抚衙设法补贴，他的办法是厚恤华商。经费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2](p.483)。津海关道进而提出，将华商运茶的税收与俄商运茶的税收拉平：“拟请明定章程，嗣后华商贩运砖茶由津赴恰售与俄人者，除在汉口完纳正税之外，到津后所有内地子税及沿途关税、厘金概不重征；若运蒙古发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税三钱、运蒙税银七钱，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如遇关卡查验不许留难，如雇定船只、驼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贴，务使事事与相待俄商无异。”[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厚恤华商的建议，李鸿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与南洋大臣复奏、王祭酒条陈内亦同此意，经总理衙门复准有案。此为收回中国利权、渐复华民生计之一端，一应照办。”[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茶照未缴事与俄韦领事往来函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郑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砖茶回撒蒙古地区的两条办法，即察验货照和补定赴蒙古税章两项，李鸿章也认为是“切属切要可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难看出，郑藻如等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写的，而后，李鸿章再来个顺水推舟，便把这层意思表达给上面。李鸿章之所以用这种去写，是早就知道总理衙门的立场。总理衙门并不同意制定一个俄商赴蒙古贸易的税章，也不想重开谈判。想把与俄方的交涉也尽量限制在地方问题的范围内。总理衙门不想将事情扩大。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和俄国驻津领事展开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诿，借口“或验货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记，事过多日无从考察”[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意在保护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关官员视此为俄领事的托词，认为：“该俄商果将照尾缴呈，断无不收之理，即该商有意匿照不缴，货既验明亦难容其隐匿。至谓漏未登记则更不然。驻恰部员收得照尾若干张，自必一一按号登记决不至有遗漏。”[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双方的交涉算是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以中国官场的风气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穷追不舍实属难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与俄罗斯抗衡自不待说，又自恃为洋人，不怕清朝官员，所以敢说；那么，德璀琳有没有为中国办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鸿章、郑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说出自己不好说的话，从而代表英美利益吗？李鸿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权的动机、厚恤华商的初衷？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