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7)
2018-01-18 01:10
导读: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风俗、伦理道德、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233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 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⑶如法国的吉伦特派、亚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