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假设定位研究(3)

　　仔细审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经济功能的职业教育政策及职业教育实践就不难发现，其价值取向或者说理论基础是效率主义。这是由效率至上的社会改革政策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上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育领域包括职业教育领域则广泛推行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制度，目的都是首先扶持条件比较好的学校，让它们先发展起来，以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在培养规格上尝试按照用人单位要求的“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职业学校对那些需求量大的热门专业都趋之若鹜，而不管自身是否具备办好这些专业的条件；对那些虽然有人想学但社会需求量不大的冷门专业则停办。指导思想的转变使职业教育由升学导向转为就业导向、制度设计由学科标准转为社会需要的人力规格标准有它的合理性。从客观上说，这种种努力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效，快速地培养出了一批社会特别是企业生产一线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但是这种一味追求职业岗位的现实适应性、追求高效率的职业教育模式似乎忽视了学习者的主观要求，冷门专业的停办缩小了学习者的职业教育选择权，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社会分层研究告诉我们，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贫富分化。而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必然是不和谐的、没有能力持续发展的。据统计，目前我国8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5%的富人手里。一方面，有些富人不但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住豪华别墅，甚至他们的宠物都要吃名牌宠物食物、穿名牌服饰、上高档医院，过着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几千万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大批进城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生活保障。这种贫富悬殊在东部发达地区更为严重，到了社会学研究者所谓的临界状态。富人们的奢靡生活及其对普通民众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态度，加上社会财富集聚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非公平非正当竞争，已经引起了社会性的“仇富”心理。这对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更多的关注社会公平，因为继续一味强调效率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一种严重的危胁。

　　职业教育具有“面向人人”的广泛普遍性，理应比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服务对象方面，职业教育应该更为关注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农民、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基本技能的退伍、转业军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适合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为首先实现黄炎培先生上个世纪提出的“人人有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职业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企业发展需要的精英型人才培养是精英型高等教育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服务面向方面，职业教育不但要注重为处于强势的企业培养人才，也应该为需求量不大但我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的事业机构培养人才，如养老服务机构、残障人士的服务机构及殡仪服务机构等。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服务机构的从业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本职工作。毕竟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社会改革的根本目的。如果职业教育都不能为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我们还能指望谁来担此重任呢？

　　三、人才培养的现实针对性与广泛适应性之争：工具价值与人本价值。

　　目前职业教育关于人才培养的规格在理论界存在广泛争议。一种观点职业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在专业设置上力求与当地的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的零距离对接，实行“订单式培养”，在教材组织方面采用“急用先学”，够用即可，强化技能培训等等应急措施，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生涯教育、关键能力等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人们认为职业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满足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要加强职业素质及关键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发展“后劲”的人才。也有把这两种取向结合起来的折衷观点，如“宽基础、活模块”、“平台 模块”。其实，争论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应该强调其现实针对性还是强调其广泛的职业适应性。在理论上三种观点都不乏支持者，但现实的课程改革却在扎扎实实地朝着第一种观点发展。因为比起理论的指导作用，政策的威力更大，政府把就业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