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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的变迁(2)

2018-03-29 01:11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是实业教育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是前一阶段西学东渐思潮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它表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演进。《学务纲要》在其全国学堂总要中阐明“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这是中国新教育史第一次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教育目标。《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则指出“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事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这是对这一段时间教育思潮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办实业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富国裕民之本计的教育目标通过学则的形式明确下来。当然实业教育中提出“富国裕民”的口号，其“裕民”并非指希望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里“民”实际上指相对于官的士绅，是新兴的民族实业。实业教育是振兴民族实业的工具，是“裕”士绅的工具，而并非为接受实业教育的人谋前途。这一点与后来职业教育思潮中为“个人谋生计”以及“平民教育”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富国裕民”的办学宗旨一直延续到1916年左右，职业教育思潮兴起。这期间中国的政治进程虽然发生了重大改变，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相应调整，颁定了新政权的癸丑学制，剔除了原学制中的忠君尊孔等与民主共和政体不相适应的封建思想，但办实业教育以图富强的理念并没有改变。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这里“实利教育”实际就是指实业教育。蔡元培把“实利主义”称为“富国之主义”，这反映了他对洋务派、改良派“求富”“求强”思想的继承。这种思想的继承反映了实业教育的教育目标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发生重大调整，其办学宗旨的侧重点与清王朝期间的实业教育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自清末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教育产生了许多流弊，实业学校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书生气，工学生不学习，农学生不务农。1914年，黄炎培在调查全国教育情况时发现：实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出路问题日益严峻，许多学生毕业后即失业，实业教育被称为“失业教育”。这实际上反映了实业学校的生计问题，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实业教育解决不了人的生计问题，何谈富国裕民?职业教育此时成为人们的选择。俞子夷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能营完全生活之人，间以处理实际之社会问题”（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不仅是富国裕民之手段，对个人而言也有重要意义。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开篇即言：“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者，莫不谋普及”，提出普及职业教育的理念。又指出“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曰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及也。一曰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把个人生计提到教育目标的重要位置。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新学制壬戌学制于1922年颁行，把中华职教社的主张通过学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新学制关于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有七条，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个人的关系。第一条称“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是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涉及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人发展两个层次；第四条、第五条“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指出了社会经济与人民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和第三条“谋个性之发展”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教育人本主义思想和教育普及化、教育是普遍权利的理念，这是对职业教育认识的重要进步。
　　职业教育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职业教育中存在的脱离社会生产、人们生活实际的问题。1926年，以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意见同志书》为标志，职业教育运动进入低谷。但在1928年以后，伴随生产教育思潮的兴起，职业教育又陡然升温。这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特点是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相结合，以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危机，其中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推进起了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颁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法规，最重要的是1932年的《职业教育法》，其第一条规定职业学校“应培养青年生活之知识与生产技能”。从文字表述上看，其教育目标与壬戌学制的表述无显著区别，但仔细考察其教育目标的侧重点已向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有所转移，这从当时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可窥知一二。姜琦在《职业教育的本质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教育或职业教育就是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不遗余力大力推进目的也在于此，希望发展职业教育以促进生产力进而维护其统治。1947年的《修正职业教育规程》中也不见了“谋个性发展”的目标。虽然仍旧注重增进生产知识与技能以养成职业之能力，但主要是由于个人生计问题不解决政权统治难以巩固，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的走向逐渐向社会本位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