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反思与建议(2)
2016-11-04 01:01
导读：第三，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目前，我国环境管制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监督不力，从而导致本就效力极其有限的管制政策更显苍
第三，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目前，我国环境管制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监督不力，从而导致本就效力极其有限的管制政策更显苍白无力。首先，由于环境产权不明晰，我国的环保执法部门及各级政府官员并不能真正担负起监督不力所要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在公有制下，财产所有者独自承担成本并独自享有收益这一原则总是被违背。我国长期以来的公有制、难以明确的环境产权，加上尚未彻底完成的经济转型，导致了目前环境管制中监督及问责机制徒有虚名。其次，处罚是管制中的重要一环，处罚的力度事关管制效果成败。我国长期以来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轻，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三、改善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建议
单一的政策工具，高昂的实施代价，低廉的违法成本，巨额的违法利润，注定了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低效。总之，环境管制政策在中国环保实践中的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则既有主观认识的偏差，也有客观制度因素。建议借鉴环保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并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善加强管制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
第一，摒弃陈旧观点，树立管制新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方面，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实施环境管制必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效率。政府也假定企业总是具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这种建立在政府与企业对立关系基础之上的环境管制及其实施机制，必然受到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的抵制。相应地，环境管理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力战：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管理，污染问题屡禁不止；而政府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管，却往往事倍功半。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长期深陷泥潭，正是受此观念影响。事实上，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哈佛大学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教授研究认为，有效的环境管制在提高企业成本的同时，可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等途径为企业创造收益，部分或全部弥补企业遵循环境管制的成本，甚至会给企业带来净收益，即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可以获得双赢[3]。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第二，加强环境管制政策效率分析，多种工具相互配合。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环境管制加以解决，但并不一定有效率。因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只有当实施环境管制政策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一政策相对于市场是有效的。虽然成本——收益分析不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目标决策的唯一参照体系和评估尺度，但它是一个主要的标准，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环境管制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管制的效率问题。对环境管制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权衡有限的资源如何在污染控制与经济增长等其他用途间配置，并可以清楚表明管制应达到的合理程度。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环境管制政策选择恰恰缺少了这一重要分析工具，导致政策手段单一且成本过高。
第三，健全法规，增强管制的严格性。近年来，国内外日渐强烈的环境压力迫切要求一国制定实施越来越严厉的环境管制政策。根据波特理论，严格的管制与宽松的管制相比，可以产生更大的创新补偿，因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企业更注意废弃物的排放并采用根本的治理方法。虽然适应成本会随管制严格性的增强而增加，但创新补偿的潜力会增加得更多。因此，适应的净成本会随着管制的严格性而下降，甚至会成为成本净收益。而在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的污染治理却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模式，即控制污染。末端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废弃物的处置，却忽视了其他生产环节的污染控制问题，是一种内在成本很高的办法。事实证明，环境污染的产生并非简单的生产末端的问题，在生产过程的很多环节中都存在或轻或重的污染问题。因此，建议尽快立法明确环境产权及责任划分，加强政府环境职能部门及责任者的环境监管职责，加大其监管成本，在此基础上采用更为严格的管制政策，严格执法，促使企业采用更严格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