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易成本的日货消费者结构考察(2)
2017-08-08 05:17
导读：(二)对中日贸易现状过于乐观 在“抵制日货的经济可行性”一题中,认为中日交恶会使日本经济受到更大损害的两个选项总比例高达54.5%,其中这一观念在第
(二)对中日贸易现状过于乐观
在“抵制日货的经济可行性”一题中,认为中日交恶会使日本经济受到更大损害的两个选项总比例高达54.5%,其中这一观念在第三群体中的比例最高,共计63.2%;其次在第一群体中也高达60.8%;而在第四群体中的比例最小,但也占到49%。只有27.4%的人认为日企在其国内制造的压力会成为促使日本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契机。与之相对应,有40.1%的人认为政府在抵制日货运动发生时,“对日态度过于温和”;同时有37.3%的人支持政府贯彻中日贸易促进政策,“回避民间运动是明智的”。这是一组最为接近的矛盾数据,可见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分歧的。总体来说,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是多元的,但是对中日经贸关系认识不足、过于乐观。
(三)不同群体结构呈现明显不同的日货观
考察本文例举的四个群体,可以判断出他们在对待日货的问题上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差异的。如前所述,第一群体作为公职人员,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认同度最高(无论是实际纪律还是社会心理造成的),所以在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上,第一群体中的反对者最多,占群体总数的94.9%;而第四群体由于收入较低,且生活环境相对少有束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赞同的比例最大。而在“把质量和价格放在首位考虑”这一选项中67.4%的高比例也印证了这一点:第四群体购买日货的交易成本最低,因而较多赞成抵制日货。在后一题中,选择欧美货作为日货的替代品来进行抵制日货的人群中,第三群体中比例最高;而选择国货作为日货替代品的人群,第一群体中比例最高。这可以解释为第三群体的收入相对较高从而使其用购买欧美货为手段来抵制日货的交易成本较低。另外,年龄结构差异也显示出了明显不同的倾向:抵制日货运动态度上选择“绝对赞成”一项的,25岁以下群体高达19%;25-40岁群体有16%;而40岁以上群体中只有3%。
结论
上世纪末国内民众对中日关系、中日经贸关系的评论和声音中,主要来源于少数中心城市的大学生群体和学者群体,是基于对日本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合作伙伴的担忧,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形象地称为“精英的呐喊”。时至今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日交往的频繁和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众的日货观已经形成。这表现在2000年以来的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几乎波及了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互联网、报刊等媒体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讨论和主张更加深入和多样,可以把当下的情况称为“大众的论争”。
与大众日货观形成相联系的,是日货观的分化。正如前文提到的,数据显示国民对日观念已经产生分化并趋于理性。人们不会完全因为“历史原因”而一边倒地抵制日货,或者因为喜好而完全推崇日货,而是更多主张有区别地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一种市场的常态,这种常态的回归,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国内市场已经不是日货一家独大,国人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欧美货、韩国货和国产品牌已经在国内市场和日货形成鼎立之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更多的伙伴。
既然大众的日货观已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舆论空间的构建就成为当务之急。纵观历次抵制日货运动中的政府缺位都不同程度地使事态恶化,如在京沪高速铁路事件中,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之前,社会上对于竞标结果有着各种传闻。许多民众迫切想知道事情的进展,但因为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实时公布,找不到准确的信息渠道,似乎就只有通过签名和组织运动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了。所以,除了新闻媒体的工作之外,政府也应当适当建设与民众的沟通平台,特别是在涉及中日关系、中日经贸方面问题发生的时候,更加应当给予民间一定的话语权,完善新闻公开和政务公示制度,将民间的对日情感宣泄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为新的中日关系打下良好的国内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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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