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探析(2)
2017-08-18 02:44
导读：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用 数学 集合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交集”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一部分，又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社会管理成本
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用
数学集合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交集”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一部分，又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社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是政府社会管理；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现代社会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与协调、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因此社会管理成本也包含两部分的内容——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自治成本。也就是说，社会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也是一种“交集”的关系。
三、 执政成本的分类
1.执政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以执政的显性成本来说，季建林认为，执政成本的内涵主要有：一是制度内消耗，包括各级行政开支、党务开支，这是易于考察的执政成本；二是制度外消耗，包括各种贪污腐败和不当执政行为所侵占、消耗的社会财富，这部分执政成本是隐性的，难以计划、控制[11]。本人认为，这部分执政成本可以分为纯粹执政成本和间接执政成本。
从广义上说，执政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形成了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它反映执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1）执政的政治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对已具有的公众对自己执政合法地位的支持与认同以及威望、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的消耗。对于执政党来说，掌握执政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执政资源。执政党要谨防执政权的丢失，努力维护好“执政权”这一资源，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控。执政党的宗旨、指导思想就是很宝贵的政治资源。主义、宗旨是无形的，但主义、宗旨作为一种资源在执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列宁说得更加明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执政的过程也需要耗费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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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通过打天下而确立的执政合法性会逐渐淡出，执政党必须通过扩充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2）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为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的物质和精神的代价。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它的特点是无形和隐蔽，主要表现在公众对执政党合法地位以及思想文化的支持和认同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这部分执政资源的耗费所产生的结果不太明显或者难以计算。这正如王长江先生所指出的：人们可能不难说出一次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但却很难对执政党的纲领失误作出估价；人们可能会准确地看到一次错误的政策推行带来的后果，但却很难预测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对执政党未来地位的影响。所以，执政的政治成本与收益、意识形态成本与收益是一种无形的投入和产出，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计算与比较，不能像评估经济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
（3）执政的其他成本。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除了主要付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文化成本外，还要支付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
2.执政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的关系
（1）任何一项执政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导致其他执政成本的提高。例如，执政的经济成本过高，往往会导致执政的政治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成本过高，就意味着国家机关行政费用过高而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政府开支上而不是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上，这就使公众对执政党产生不满，信任度必然降低，这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削弱，如果是因为特权滋生、腐败蔓延而导致经济成本过高的话，那就更会使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认同和支持降低，这时执政党就要以消耗自己已有的威望、影响力、号召力来弥补这种损失，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在减少，政治成本在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的提高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公众可能会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甚至抛弃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转而接受非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反过来，政治成本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执政的经济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