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局部性公有产权私有化问题刍议(3)
2017-08-24 06:26
导读：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三、局部性公有产权非正当
私有化问题的治理
我国局部性部门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使用权力是其必要的权利，但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并受法律法规约束，官员权利义务必须匹配，法无规定的权力行使必须禁止。然而我国现行政法制度之执行，与理想要求相去甚远，人大、司法、社会监督与参政渠道等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地方人大立法与司法权为局部性行政权力所控制或主导，必然导致行政部门及官员权力的肆意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②。那么，如何能给行政权力加上一道有效的“界限”呢？众所周知，社会群体权利的具体类型和分配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现实状况，是人类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权力竞争的产物，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权力竞争，共同决定着我国局部性行政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约制。围绕着我国局部性权力拥有者形成的强势群体联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之垄断，这给我国非正当私有化问题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本文提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主动培育和建构，促进我国相对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组织化方式争取宪法赋予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具体措施如下：
一要由党中央在建构分权与有效民主政法制度上采取实质性行动，并给人民以充分的自治渠道与权利。这也是与国务院向地方经济“放权让利”相配套的制度提供之义务，并且目前只有党中央才有足够权威保障其效果。因为在缺少封建社会分疆封土之后相对民主化实践充分洗礼的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总体比较廉洁并具有超然地位的党中央成为最为关键的动员主体：第一，要全面实行人大直选制，并给予不同地区、城乡以相同的代表人口比例——民主政治更多的是实践过程，人大代表的政治素质与官衔、知识存量非必然成正比。第二，在宪政制度上真正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有效的监督权力、选举权力和罢免权力，同时赋予各级人大而不是各级政府以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职能，并在人大下设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国资管理事务，如此方能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恣意。第三，赋予公民、媒体以足够的监督、揭露公有产权非正当化运作问题之权利。第四，鼓励（相对）弱势群体的自组织与正当的游行示威或罢工自由，并且给予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自主选择利益代言人的权利。第五，赋予司法机关相对超然的独立地位，以便起到足够的事后监督与惩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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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由党中央在制度设计上促进我国政企分开，让真正经过市场锤炼的、能力较强并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来接管我国经营不善的部分局部性公有企业，而非由官员行政性内定企业领导及其所持股份多寡。既要创建经理市场，又要适度约束其流动。既要提高其合法收入、限制其各种非法收入，又要将其与企业及员工利益直接挂钩。同时还要鼓励员工通过民主管理、提合理化建议、
培训晋升和从中选聘管理人员等方式，来制约经理人可能的非正当私有化行径。
这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当前已到了非下狠心和力气进行不可的危急关头。而单独依靠来自中央的非制度性反腐行动，已不足以改变局部性部门官员非正当私有化公有产权的行动逻辑：一方面，它属于又一种人治行动，虽然短期内具有较大震慑作用，但却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对很多高官的重罪轻罚）；另一方面，腐败根源已不再是官员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局部性部门官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问题，反腐虽有一定效果，但却是治标不治本，并且会延缓政法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一个善的有效制度可以让具有不良习气的官员严格按章办事，而恶的制度却会让具有良好素质的官员被坏风气所腐蚀。
[参考文献]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