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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无严格界限,三股恶势力经常结成一体。国际恐怖主义不光是一种行为、一种手段,而且是一股势力、一种力量。它通常具有深刻的宗教、国家和民族的背景,使用残忍的、非正常的暴力手段制造轰动性恐怖事件,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多为国家重要设施、政府要害部门及平民百姓,具有跨国性、全球性、极大危害性等特点。国际恐怖主义经常使用极端暴力手段,滥杀无辜,毁坏财产与设施,危害和平与安宁,制造恐怖紧张气氛,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据此认为,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即为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从事策划、组织、派遣或培训人员从事这种活动的组织即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手段的极端残暴性和后果的极端破坏性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恐怖活动起因和手段不尽相同,应该有所区别,灵活处理。中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但也警惕有人借反恐之名,随意制造事端。中国在反恐的问题上,可以和美国进行合作,包括情报合作,但要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决不可因此而伤害广大穆斯林国家。
三、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专家们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以下3个共同点:经济方面,中美两国相互依赖;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及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上,中美需要合作;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维护亚太的和平稳定,中美需要合作。同时,中美之间也存在三个利益冲突:美国欲寻求由他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中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在关系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美国表面上支持“一个中国”,但实际上欲借“台湾牌”遏制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美国视之为潜在的甚至现实的对手。这些方面,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显示出某种规律性,每隔几年就出一次问题,有人概括为“四次危机”、“四次波折”。危机(波折)基本上是以美国大选为周期,都由美国挑起。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初总是指责前任政府对华政策软弱而采取强硬态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对华政策又趋于现实。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定位问题。总体上看,过去的定位很明确,中美是“敌人”,现在的定位则不好把握,似友非友,似敌非敌,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9’11”事件后,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由战略竞争关系转向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美国仍然会坚持接触+遏制的战略,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接触具有双重含义,遏制并非没有限制,美国也会把握遏制的“度”,避免遏制对美产生“负效应”。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合作不等于朋友,竞争不等于敌人,双方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才能建立稳定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美国关注并插手台湾问题,一是为了遏制中国,二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以对台关系法为基础,保持台湾“不战”、“不统”、“不独”的状态,它不会轻意改变对台战略,也不会轻易放弃打“台湾牌”。美对台军售,既有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有保持两岸军事实力相当、阻止我武力攻台的考虑。因此,我们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同时要加速发展我国实力,让美国感到为了台湾而卷入冲突,代价太大,那时,美国才有可能改变对台政策。"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战略的优先次序,为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带来机遇,同时也对我及时、妥当地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总之,在新世纪的国际斗争中,中国面临着许多发展的机遇,也有许多困难。这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要面对的形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运用智慧,沉着应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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