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和要素(1)(2)
2014-02-24 01:27
导读：现代 政治 文明的 发展 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 社会 中，这就是“依法治国
现代 政治 文明的 发展 表明，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或体制的法治，它要发挥自己的特殊 作用，就必须有它的实践形式。在我国 社会 中，这就是“依法治国”。什么是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 法律 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 经济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 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 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 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概括，既是对“社会主 义法治”基本要求的一个 科学 说明，也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质特征的深刻阐述。
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各种机关 、团体、政党和个人的政治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最高准绳，都必须服从法律，实际上 就是要服从人民的意志。这就否定了传统的“国家至上”，“政党至上”的观念。每个 人都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 组织和个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意识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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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法律制度也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主要是表现在整个社会 法律机构的专门化，法律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性。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立法、司 法、检察，都有专门的机构独立地行使其各种法律权力。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行 使，不受任何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宪法和法律具有相对的 稳定性和连续性，除了国家立法机关之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宪法和法律 。没有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根据和来源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以任何权力都 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总之，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
其次，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法治化。社会的权力结构状况，是该社会民主政治发 展程度的一个基础性因素，因而也是该社会政治文明发展 历史 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由 于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使社会结构日益法治化，而这种法治化了的社会结 构，就使各种不同权力主体的性质和地位。具有了确定的法律依据；各种权力主体之间 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法律规范。这样 ，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权力主体、政治权力主体、国家法律权力主体和国家行政权力主 体之间，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职能明确又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和 企业 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的 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法律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企 业、政党、社会团体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都逐渐建立起了法律关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再其次，是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权力运行 机制上所形成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由权力运行机制的人治性质转变为权力运行机制 的法治化。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依 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的行使，实质就是依法执政；经 济部门即有法人地位的企业，要依法经营：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行使，要依法行政；国家 法律机关行使法律权力，如立法机构、审判机构、检察机构，同样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 的不同性质的法律权力，这样，各种不同的权力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就排 除了对权力正常运行的非法干扰。
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交往过程中，要 有确定的法律权力中介。这实质上是任何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都要受通过法律权力中介 而形成的不同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一般来说，在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各种权力主体之 间是没有直接的行政性质的隶属关系的，而且，没有特殊的情况，权力主体之间也不能 直接行使权力。我们所说的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同时 ，不同权力主体之间互相行使权力，必须成为一种法律行为，不能是直接的行政性行为 。比如说，执政党要使自己的某些政策主张在社会和国家的治理中实行，那就必须把自 己的这些政策主张提交立法机构，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 去执行。这就是说，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它不能直接向政府或企业发号施令。同 样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向作为经济权力主体的企业发号 施令。当然，法律机关对其他机构行使法律权力，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法律机构的权 力也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实践证明，这对于清除各种特权现象，克服各种形式的腐败 ，是一种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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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同样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那么，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 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 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 种比较 方法 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 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 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 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3](p333)
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内容 ——制 度改革，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 ”、“工作制度”，还包括“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等：如果从广义上说，这 里所说的“制度”，也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的一些环节。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 制度改革的“制度”，实质上是指社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秩序、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民主程序原则的建设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是走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 总结 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时候深刻地指出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 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p146)这就是说，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这是克服国家管理和党的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弊端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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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非常强调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主要是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 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民主权 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是民主政治的程序化。
一般来说，程序性原则，实质上就是对于进行某种事情在空间、时间上的规则性要求 ，以保证事情进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合法性。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原则 ，也是这一类性质的要求。程序本身是一些形式上的规定，或者说是形式上的民主，但 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对权力制约机制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 没有完善的程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过程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它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向着制度化和法律化 的现代水平前进。而民主政治过程的这种制度化、法律化，即民主政治的稳定的法律形 式，对于保障实质性民主内容的实现，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民主制度的程序性原则，是 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也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民主政治作为一种 权力制约机制，它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权力主体在其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权力主体 对被授予者权力的制约，这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看在授权的过程中，能不能严格遵 循法定的授权程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是一种民主的授权形式，所以，由选 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授权过程，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民主程序。授权程序，也是一种民主 的权力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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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健全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此就必须“建立结构合理 、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 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实践证明，没有对权力的监督 ，不是完全的民主政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要不断增加 政务活动和组织干部工作的政治透明度。程序上的公开，是群众能够实现监督的前提； 而政治透明度的增强，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治文明水平的一 个重要标志。
注：
[1]《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3卷。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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