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2)

2015-02-11 01:06

导读：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建构主义是分析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行为影响的最新的方法，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激进的方法，因而，它同样也是理论和实证上均未充分发展的方法。另外，与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宏观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论证方法而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作为起点，它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什么动机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明确假说，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个行为体的社会性互动是如何创造新的标准框架的，而这一框架反过来又重构行为体自己的认同。建构主义趋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吸取所谓“中程”理论来探讨社会性互动如何改变行为体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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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主义将国际组织看做社会环境，个人与小的团体得以会面与互动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逐步适应的过程可以使国家利益与偏好发生变化。在互动之中，我们能够逐步认识到我们的利益是互相冲突、还是互相协调。基本的理论观点是，认同与利益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这样说的意思是，个人与小团体经过这种社会互动，经常会对社会团体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与这些团体共享某些利益，并且对自己的利益有不同的界定。简言之，行为体的利益可能因其加入新的社会环境而改变，国际组织就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社会环境。
　　所以，建构主义关注的中心是不同的社会机制，社会环境通过这类机制来影响参与者的认同、利益与行为。建构主义大体上给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化过程。
　　说服：说服是一个微观过程。经过一个认知过程，新成员相信特别的标准、价值是正确的，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中也应是行之有效的。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新成员的行为由内部判定，以赞许或地位标志加以奖励，或者以屈辱和降低身份相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