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机制研究(1)(3)
2015-02-20 01:08
导读：“那是在赶场街上，我说有这样的中央文件在这里，加上省里又发布了哪号文件在宣布，文件头子、标语口号都写在街上。他们（乡镇干部）看了恼火，就
“那是在赶场街上，我说有这样的中央文件在这里，加上省里又发布了哪号文件在宣布，文件头子、标语口号都写在街上。他们（乡镇干部）看了恼火，就把我捉走，我说我是执行政策的，为什么捉我！可一到镇
办公室，他们就喊我跪着，打得我鼻孔就出血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又要我自己去擦掉，然后还要我写反省。第二天，先就是把我打得不行，还用绳子把我捆在车上，并挂了一块‘非法组织’的牌子，用车子拉着我打锣游街。”（11）
这样的经历，对范迪初肉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十分巨大的，可同时又在村民们心目中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形象。他告诉我：我心里总是想，我没有违背党的政策，我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事求是。我的想法就是，无非你搞掉我的命，你如果把我打死了，后面还有这么多群众，我没犯别的什么法，只是想减轻负担。当时死的想法都有了，就是打死我都不怕。（12）
第二类逼上梁山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进行维权抗争活动一般都是由于本人遭遇到“不公正”的问题，在得不到合理解决时，进行上访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维权抗争活动之中，并逐渐超越个人请求的目的，成为公共人物。其基本的产生过程模式是：本人或亲属受到了遭遇不公正——上访——受更加严重的打击——组织集体维权抗争活动。
现在也是H 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最中坚力量的凌学文，走向维权抗争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逼上梁山”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位长期在外打工做些小工程的人。1994年他在H 县市政府给某领导做煤房，一位市政府领导也许是出于了解民情，在闲聊时向他问及农民负担问题。他告诉这位领导说每人每年要交各种税费200多元。这位领导大感惊讶，并提出双方做一个“交易”：凌学文到家里将上交的有关证据拿给这位领导看，而这位领导就给他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就这样，凌学文拿到了文件，也知道下面乱摊乱派有如何严重了。也许出于在外打工忙或其他考虑，凌学文在当时并没有将文件内容告诉他人，也没有采取上访或其他维权抗争活动，他保持了沉默。然而，到1996年初，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他家利益的事情。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当时在收生猪税，我不在家。收税收到了我老弟屋里，我娘就说我老弟不在家，她就急着要借钱，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在收96年的生猪税，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于是我就走回去了。我说，领导都来了，既然要收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我看就别收。他们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贷款也借了。我很气愤，我想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太腐败了，竟然在下面这样来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13）
如果他的问题通过上访就解决了的话，也许在H 县的维权抗争精英中就没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凌学文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一步步将他逼上了不归路。1996年4月份，凌学文到省政府减负办，这里的官员“很和气”地接待了他，给了他农业法和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等更多的文件，希望他回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好将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传到每一个村民那里去。于是，凌学文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成为了党中央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很快他也成了当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胆量、还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人”，自然受到村民的欢迎，他也因此担任了村民小组长。
“镇村干部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搬弄是非，实行两级干部联合行凶的报复。乘我任组长之机，副镇长陈XX和我村支部凌XX、刘XX、洪XX合谋策划，并骗取我组农户于白纸签字盖章，伪造我的假罪证向镇法院起诉，捏造我96年97年两年贪污现金11000多元，镇法院不调查，就下给我第一张传票。我接到传票就向县、市人民政府报告没回家，接连二次传票又送来，以送传票为名，来了4人，于我家大打出手，打伤我母亲（现年68岁）、妻子和弟弟，赶来解架的群众也被打伤5人，医药费用了2000多元，造成我家的一场无端突劫，我弟身受重伤半年之内不能劳动（14）。我为这些事长沙跑了30多次，到北京去了1次，H 县去了20多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