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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 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