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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自由左派还是自由右派？(2)

2015-08-29 01:08

自由放任主义者希望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积极权利的实现要靠政府，是有成本的；消极权利的实现不需要靠政府，是没有成本的。Holmes和Sunstein的第一条推论却是，消极权利的实现也得靠政府，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无异。试以几项所谓消极权利为例。

§言论自由：为了防止某些公民妨碍另一些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警察；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法院。而警察与法院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就根本无法运作。

§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如果政府不设立监督警察和狱卒的机制，无法及时安排公费医生访问拘留所和监狱，没有在法庭上出示有效证据的能力，公民免受警察与狱卒虐待的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除非政府为穷人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建立监督整个司法体系运作的机制，否则，这个权利便毫无意义。

§财产权：被自由放任主义者奉为神明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最昂贵的权利之一。直接或间接与保护私有产权相关的开支包括：国防开支；治安开支；消防开支；专利、版权、商标保护开支；自然灾害的保险和救济开支；保存产权及其产权交易记录的开支；合同强制实施开支；监督股票和其它有价证券公平交易的开支等等。在美国，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得出的是天文数字，一点也不比社会福利开支逊色。

自由放任主义者试图让我们相信，免受政府干预是实现消极权利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Holmes和Sunstein却告诉我们，没有政府干预，这些权利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而政府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必须承担巨额财政开支。捅破了这层关系，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所谓消极权利上的保护色便剥落了，原来它们也是些积极权利。如此说来，区分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实际上毫无意义。

推论二，权利保护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

权利既有绝对成本，又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绝对成本是指保护某种权利必需花费的绝对金额。机会成本的意思是，用于保护这种权利的经费就不能用来保护其它权利了。世界上所有政府都面临着经费短缺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无限财力，足以保护所有类别的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必须有所取舍，决定哪些权利最值得保护，哪些权利可以靠后一些。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优先保护所谓消极权利，诸如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他们把这些权利称为“自然权利”，并断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１４但是，如果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界限是条虚假的界限，他们的立场便失去了道义基础。事实上，在Holmes和Sunstein看来，没有一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在现实中，一国公民享受哪些权利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道义问题。政治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源和价值分配中，谁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是如何得到的？很明显，对有产阶级而言，私有产权至关重要；对知识精英而言，信仰与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如果政府将资源优先用于保护这些权利，那么用于保护穷人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对穷人而言，财产权和很多政治权利只是“形式上的权利”，他们根本无法享用。因此，Holmes和Sunstein认为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十分重要。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什么道义原则，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稳定。在他们看来，如果只保护富人能够享受的权利而忽略穷人的福利权利，后者就没有理由不造资本主义的反。保护穷人的福利权利实质上是为他们容忍剥削，安分守己提供一种补偿，仅此而已。如果连这个妥协也不愿意做，资本主义社会就有可能天下大乱。１５

推论三，权利不是“个人”的；所有权利都是公共财产（public goods）。

自由放任主义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作为个体的人本身。１６但“权利是有成本的”这个观察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权利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作为个体的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会里，从属于某些不由他们选择的社群（种族、民族、阶级、国家等）。人们之所以需要权利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里，彼此间免不了磕磕碰碰。如果他们真是“作为个体的人”，要权利有什么用？只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才需要权利。更重要的是，权利不是个人财产，权利的成本也不是由个人负担。自由放任主义者虽然信奉“个人主义”，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抵赖保护私有产权和其它“消极权利”的成本，试图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上其他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公民单独为自己享受的每一项权利付费。恰恰相反，权利的成本是由全体公民分担的，权利的保护是由公共权威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公共财政与国家行为是任何权利存在的必要前提。所谓“个人”权利不过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自欺欺人的梦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