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过西化而回归的社会主义情结(2)
2015-09-26 01:03
导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比洪秀全的有本质的进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化生产为道路。毛泽东摒弃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提出他构思已久的有中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比洪秀全的有本质的进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化生产为道路。毛泽东摒弃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提出他构思已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人民公社。河南省农村在高级生产合作社并大社过程中率先成立了一个叫做“公社”的组织，毛泽东闻听后马上派陈伯达前往指导，为之起草试行简章，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之际，陈伯达在
北京大学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阐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整体设想：应该是有步骤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交换（即商业）、文化教育、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则肩负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使命。
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推动，河南省一个月就成立了1463个人民公社；几个月内全国就建立206万个人民公社。
这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十分兴奋，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有二：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显然，这种政社合一、产销合一、工农合一、家庭和社会合一的综合型多功能、小而全的新型社会结构是一个跨越历史阶段，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模式。
洪氏社会主义纲领公布后遇到了战争环境，无法实施，也就没有显露其消极作用，而毛氏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由于急切地推行“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立即刮起了“共产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规律，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连年大饥荒。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是，毛泽东不同意把大饥荒与共产风联系在一起。1959年春，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决议改变大公社所有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毛泽东依然认为共产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他乐观地相信“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他仍过分自信地预言“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式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天国”的一种回归，所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两者虽都有理想的因素，但层次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在无世界知识状况下对自然经济体制的选择，而毛泽东却是在审视世界后，重回全封闭中的选择，目标是要超越各种现存模式，实现共产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大跃进的速度模式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建设社会主义，遭到了沉痛的失败。大跃进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多亿，在当时货币制度下，这是一个巨额损失。跃进的三年造成的损失，用了五年的时间来调整，一共浪费了八年。后来不得不一退再退，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党和国家中有许多人要求结束这种路线错误。1959年夏，党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定调子，强调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不以为然，觉得避重就轻，讳疾忌医将铸成大错，遂以十分客气的姿态提醒毛泽东留意浮夸风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大怒，立即将他批判并罢官。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取消平调，承认并允许各核算单位之间的差别。1961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60条”），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邓小平于1962年讲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6]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还到各省去总结渡过困难的经验，推动“三自一包”。在这年的春季，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承认党的工作方针是造成连年灾害的主要政策原因。在5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农村还要继续调整，城市要减少2000万人口。这年的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十次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年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