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行政学百年回顾（下）(2)
2015-11-12 01:44
导读：六十年代的重要思想：窘境中的公共行政学 六十年代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动荡和公众对越战的不满，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也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
六十年代的重要思想：窘境中的公共行政学
六十年代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动荡和公众对越战的不满，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也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计划项目预算(PPBS)就是明显的例证。PPBS从一诞生起就受到不断的批评。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 1930-1993)于1964年发表《预算过程中的政治》。他指出，预算在现实中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969年，他在《公共行政评论》上撰文《将政策分析从PPBS中拯救出来》，猛烈抨击PPBS。怀尔德威斯基指出PPBS的计划和分析功能与预算的本质不相吻合。六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已不再采纳PPBS。怀尔德威斯基同样对科伊的经典问题“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提出质疑，认为该问题既不能回答亦不相干。重要的问题是预算过程应该有助于决策制定并帮助获取政策目的和项目目标的一致性。
六十年代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权力还给人民”，用行政管理的术语即是公共服务的分权。当然，分权的最终极限是无政府主义。考夫曼(Herbert Kaufman, 1922-)在《行政分权与政治权力》(1969)一文中分析了分权的错综复杂内涵。他关注于分权中的领导、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以及中立的能力。考夫曼预见到了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需要新的由公众参与的代表模式以确保负责任的行政。考夫曼认为，行政分析能够给公共政策制定带来更多的影响，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和矛盾，包括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地方政府和项目之间的竞争、以及规模经济下降所导致的政府运作低效率。
洛易(Theodore J. Lowi, 1931-)在《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与公共权威》(1969)一书中对当代民主政府提出批评并谴责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瘫痪效应。洛易宣称，公共权威被私有利益集团所瓜分，从而导致一个虚弱、分权的政府——不能进行长期计划。这些私有利益集团的运作是为了达到私有目标，而非相互竞争以促进公共利益。因而政府不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作最优选择，而仅仅是一个利益控股公司。洛易否认了荷林(E. Pendleton Herring)及其它集团理论家预见的利益集团多元化所带来的好处。多数理论家称赞洛易的批判分析入木三分。然而，洛易的处方——即回到法律或宪法民主却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利益模型有着明显的缺点，却没有替代的良策。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六十年代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唐斯(Anthony Downs)于1967年发表的《官僚内幕》，指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理性的并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戈乐碧威斯基(Robert Golembiewski)、吉布森(Frank Gibson)与科洛格(Geoffrey Y.Cornog)等人联合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机构、过程、行为与政策读物》(1966)，该书的重点是行政官员的行为世界、塑造行政行为的机构环境以及作为管理工具的行政方法。
政策分析的发展：评估与执行
七十年代伊始，人们普遍认为多数约翰逊(Johnson)时期的“大社会项目”(Great Society Programs)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一些社会项目受到批判，项目评估领域受到重视。萨齐曼(Edward Suchman)于1967年发表《评估研究》，主张评估应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对评估的研究应该是总体性的，超脱具体的不同分支领域的运用。七十年代初期在评估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威丝(Carol H. Weiss)：《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1972)，候利(Joseph Wholey)《联邦评估政策》(1970)。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评估理论家和经济学家里夫琳(Alice Rivlin)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里夫琳评论了改善政府效益的三种不同模型：分权、社会控制（即当今的授权）和市场模型。这三种模型成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争论话题。正如里夫琳所下的结论，“为确保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区分好坏的方法”。
1973年，普鲁斯曼(Jeffrey Pressman)与怀尔德威斯基合写了现在成为经典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署在为公共工程和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援助所遇障碍的案例研究，但作者并不陷入对行政技术讨论的细节。作者认为，政策计划和分析往往未能考虑到执行的难处。除案例分析外，作者提供了行政战略、项目计划、政府能力和社会科学家对执行研究的咨询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