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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现代性的概括：平等(7)

2015-11-19 01:12


　　道格拉斯·雷指出：“机会平等”有两种不同的涵义∶⒈前途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可能性；⒉手段考虑──每个人都有达到一个既定目标的相同手段。如果你主张前一种前途考虑的机会平等，那么你主要是考虑地位和职务，考虑不要给它们围上封闭的外墙，你可以宣称任何地位和职务对每一个人都不是封闭的，都没有任何涉及种族或身份的限制，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达到它们，然而你并不考虑他们实际上是否同等地拥有达到它们的手段和资源，而只是考虑地位和职务形式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就够了。而如果你主张后一种一般考虑的机会平等，你就不仅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权利，而且要考虑人们对于各种机会的平等手段，就要努力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工具、资源或能力。他认为这两种平等不能够共存，实行一个必然取消另一个。28


　　罗尔斯对“机会平等”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机会的形式平等”（farmal equality ofopportunity)，亦即“唯才是举”的“前途的平等”（careers are open to talents）；另一种是“公平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fair opportunity）。所谓“机会的形式平等”，就类似于上文道格拉斯·雷所说的“前途考虑的平等”。这种“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在此是受到他的第一正义原则限制的，即是在一种自由市场和立宪代议制的背景制度下，在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其中所有地位和职务是向所有能够和愿意努力去争取它们的人开放的，每个人都至少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的社会地位。在此权利是平等的，各种前途是向各种才能开放的，至于结果如何，机会是否能够同等地为人们利用，则任其自然，只要严格遵循了地位不封闭或开放的原则，就可以说这一结果是正义的，这也可以说是“自然放任主义的平等”。


　　罗尔斯并不满意对“机会平等”的这种解释，他认为，由于这种解释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或相近的社会条件，就使资源和手段的最初使用仍然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换言之，不仅人们的自然禀赋各各不同，千差万别，而且这些禀赋的培养，训练和发展也受到各人所处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影响，这样，即使有类似天资的人，也可能因为其社会出身的不同而没有同等的机会，这样，分配的份额就不仅受到自然天赋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出身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罗尔斯转向一种对“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即他所称的“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一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


　　“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比起“机会的形式平等”原则来说进了一步，它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使具有类似才能的人不再因其社会出身而受到妨碍。具体地说，按照这一原则，就有必要通过比方说教育方面的立法，实施一种免费的义务教育或补助金制度，使贫民中有才能的儿童得到和富人中同等才能的儿童大致同样的教育，使他们不致因家境窘迫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以后达到他们凭最初天质本可以达到的地位职务。在这方面对机会平等所需的社会条件的保障，还可以见之于高额累进税制、遗产税等防止产业和财富过度积聚的法律和政策。29


　　这样，道格拉斯·雷所称的“手段考虑的机会平等”看来就还可以一分为二，即我们可以设想，造成机会和最初起点实际上仍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⑴人们之间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别；⑵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别；罗尔斯在“机会的形式平等”之上加上“公平”的限制，从而把影响机会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因素排除了，但还没有排除人们之间的自然差别因素。“机会的公平平等”补偿了人们因社会条件差异造成的手段匮乏，但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各种职务和地位的获得受能力和天赋差别的影响，在权利平等的前提下，天赋高者自然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较高地位和职务，这是否是合理的呢？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然和合理的，而罗尔斯却为这还不够合理，仅仅排除了社会条件的干扰还不够，还必须考虑排除自然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正像没有理由让历史和机会的偶然因素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一样，也没有理由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而且，如果不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社会偶然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地排除。只要家庭制度存在，排除社会和后天条件的任意影响的公平机会原则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地实行，因此，在罗尔斯看来，仅仅接受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就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一原则与另一种有助于同时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分配的影响的“差别原则”联系起来，即必须实行一种任何差别和不平等都应当最有利于主客观条件最差者的“民主的平等”（demcratic equ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