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2)
2015-12-26 01:08
导读：归纳来说，60－80年代的这些官方观点和学术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基本意见和判断：一是外因说，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民主德国在5、60年代的社会主义
归纳来说，60－80年代的这些官方观点和学术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基本意见和判断：一是外因说，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民主德国在5、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这样一来，为了解释居民外流这一反常现象，也就只能强调外部敌人的作用，把推动居民外流看作是帝国主义、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欲图推翻民主德国阴谋的一部分，把出走的民主德国居民视作社会主义觉悟不高，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的一部分人。东方阵营的基本观点和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一般是这样一套思路。
与此对应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则主要关注民主德国的内部原因。他们指出，5、60年代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依循的是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领导人又推行了比较急进的路线，强制集体化、工业化和压制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在民主德国暴露得也就比较多。在出走的民主德国居民中，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占了相当的比例。西方的这部分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内部压力，把大量的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推出了民主德国。从而，居民外流就成了民主德国的“减压阀”。
80年代，随着社会学介入这个问题领域，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也即用统计数据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在这些数据之上，学者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结论，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领域的探索是有参考价值的。
客观地说，60－80年代的研究，其实很难定性为专题研究。确切一点说，居民外流问题只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会偶然地触及到一些共同问题，但未见得能从偶然地交叉中产生出进一步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零乱。研究触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但都没有深入下去。首先，对于这些外流居民的定性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难民”一词又似乎不足以揭示推动居民外流的趋势性因素；其次，对于外流居民的数量、结构，也缺乏连续的系统的记录，仅凭联邦德国难民部的数据是不能说明深层问题的；第三，对于居民外流所造成的影响，由于缺乏上述的两种材料作为参照，难以深入揭示一些趋势性的问题，也就只能停顿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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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材料不足，许多细节含糊不清的客观条件下，现有的研究要再向前推进已经非常吃力，很难再有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了。在80年代中后期，有关民主德国的著作也日渐减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客观的局限很难打破，一再重复旧话题也毫无意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表面看，材料披露不够，东西方学者缺乏交流是导致研究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但是向深处追究，可以发现其中冷战的影响最为突出。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使得材料披露和研究不能正常进行。特别是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对于自身内部的一些问题和政策，更是三缄其口。消息的披露，材料的公布，往往服从宣传教育、对敌斗争的需要，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不少疑问。两种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东方阵营夸大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西方学者把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内外矛盾，其实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在两大阵营彼此敌视的大环境下，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新解密档案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整个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大量档案文献公诸于世。其中来自前苏联及民主德国高层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填补了很多居民外流问题中原先的空白。
在现已公开的前苏联档案中，反映1949－1962年苏联与民主德国交往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部分文献中。一是俄罗斯外交部档案（AVPRF，或称MID），50年代初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报告多数保存在这部分文献中，其中包括乌布利希与赫鲁晓夫会晤的记录。在1952－1953年和1958－1961年的外交部档案中，有关民主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特别是大量居民外流的报告非常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