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法论视角(1)(2)

　　从准则的制定方面来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成立了会计准则研究和制定机构，致力于会计准则制定和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发布的51份《会计研究公报》（Accounting Research Studies，ARS），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1970年发布的《企业财务报表编制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Basic Concepts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发布的《会计原则推荐书》以及加拿大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与审计研究委员会于1946年发布的《公告》第1号等。

　　然而，由于受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强调经验证实的影响以及环境的压力，会计职业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从而限定了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因而，其研究方法实质上仍是仅仅运用古典归纳法对现行会计实务和惯例加以选择和认可，发布的研究公报都是就事论事，缺乏前后一贯性。总之，逻辑实证主义与归纳法的内在一致性使得这一哲学方法主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会计环境对会计理论变革的需求，其证实原则和归纳法窒息了需要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对会计原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的会计理论的产生和繁荣。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与归纳法内在一致的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据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统治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证实分为“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思想也对会计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逻辑证实注意“一方面强调经验证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命题进行语义分析的地位”（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归纳法和演绎法两者的理论都可能是描述性的（如实的）或规范性的”（亨德里克森，1983）。归纳会计学派为增强自己描述性理论的一致性和说服力，大量采纳了演绎的方法论，井尻雄士（Ijiri，1975）的《会计计量理论》（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便是一种以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两者为依据的描述性理论的例子。演绎会计学派为使其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更符合现实和更具说服力，也采纳了归纳会计学派归纳推理的方法论。如钱伯斯（Chambers，1966）的《会计、计量与经济行为》（Accounting，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Behavior）就是一本使用归纳推理命题和演绎推理理论的规范性理论著作（亨德里克森，1983）。

　　证伪主义主导下的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落后，导致了会计理论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跟不上环境的瞬息万变。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引进由波普尔（K.Popper）所开创的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证伪主义又名批判理性主义、可错主义，其核心思想可归纳为“反归纳主义”和“经验证伪原由”。过去，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知识来自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因此，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方法。而波普尔则认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此，不可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真理，应该是“理论先于观察”，科学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问题→理论猜测→反驳→新问题”。波普尔还提出了与逻辑实证主义“证实”原则针锋相对的“证伪原则”，他认为，经验观察的重要性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证伪主义虽然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其对于包括会计理论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

　　反归纳主义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表现在继续运用演绎法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从而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起指导作用。在认识到“会计假设-会计原则”这一演绎逻辑所形成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在缺陷和对现行财务会计问题解决乏力后，197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理事会决定成立以特鲁伯罗特（R.M.Trublood）为首的财务会计目标委员会，这标志着形成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另一条思路已经开始启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取代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后，以特鲁伯罗特报告为基础，继续进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最终在1973到1985年陆续发布了第1辑至第6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英国会计标准筹划委员会（ASSC，1975）的《公司报告》（The Corporate Report）也是“反归纳主义”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结出的硕果。“经验证伪原则”则是通过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间接影响到会计学的，即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发展导致了实证会计的产生，但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却是革命性的。实证会计研究以美国的鲍尔（R.J.Ball）和布朗（P.Brown）于1968年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实证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为起始标志。随后，比弗（Beave）、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在7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贡献，使实证会计理论在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中获得认可、普及和发展。实证会计研究的兴起，结束了会计理论界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规范与实证两大学派，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会计理论的发展。

　　可以说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研究是在证伪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主导下进行的。虽然理论界一直在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优劣而争论不休，两派之间也是口角不断，但从方法论上讲，它们（尤其是实证会计理论与规范会计理论中的演绎会计学派，二者都共有证伪的特征）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证伪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把检验看成是理论与实验的两角斗争”、“把检验的唯一结局看成是对理论的证伪”（解战原、胡明，1991）。这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没有坚持以演绎法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初衷而中途倒向了具有归纳法典型特征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FASB的前6辑SFAC为代表）。在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上表现为信息观的提出（以Ball和Brown的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开山之作为代表）。信息观认为：有效市场上的投资者有能力寻找和吸纳所有有关信息，会计师没有必要去帮助他们；不要改变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只需通过充分披露补充信息就可以提高历史成本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谢诗芬，2003）。可见，经验“证伪了”规范的演绎，信息观“证伪了”本应演绎出完美的现值会计模式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信息观和方法论前后不一贯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随着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转变，越来越表现出其不适应性。在面向复杂多变、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时，外部投资者、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作出适合现在的正确的经济决策”（谢诗芬，2004），这对信息观和中途转向历史成本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成了新的挑战，甚至威胁着会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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