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1)(2)
2013-09-02 01:19
导读：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请在皇城西安门内所建小堂基础上另赏隙地
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请在皇城西安门内所建小堂基础上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四十二年（1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蚕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时（1703年）开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历时10年。“徐日升与闵明我予以改造，成为欧洲区”。这标志着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开始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历史进程中代表了反对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玛窦等所代表的远不是已蔚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们东传的“西学”处处以不违背天主教教义为前提，不过是经基督教义陶治过的西洋学术，因而，自龙华民之后，对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传统都不能容忍，导致了天主教在华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75年耶稣会在罗马教皇取缔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来华，在中国传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稣会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这时天主教以“西学”为传教工具，并帮助封建统治者铸造战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统治者又需要火炮和历法，也还想借各种宗教维护其统治。所以，取缔天主教时紧时松，并不坚决。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纪仍进入发展期，并以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地震，南堂、东堂均被毁。
“康熙六十年（1721年），费隐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为建筑师，……此堂系当时欧洲盛行之巴罗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内部，赖立柱行列，分教堂顶格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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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博明同时为东堂重建进行了设计。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门内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年）京师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损伤。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内火发，建筑尽毁，又进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左右两砖楼夹堂而立，左贮天琴，……右圣母堂。”“其式准西洋为之。……其堂高数仞，凡三层，层层开窗，嵌以明瓦，渐高渐敛如覆舟形，圆而椭。”可知时南堂网络仍为巴洛克式。
至1785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内，与西安门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门内，即利玛窦所居之处。后耶稣会士不属法国者，皆居其内。两经火灾，旋即重修如故；三即东堂，乃葡国之耶稣会士所居。此堂虽系西式，而甚卑矮，与北堂无异长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会士德理格所置，后献与传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铎。”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组成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驻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中由会同馆之“高丽馆”改设的俄罗斯“南馆”。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这里成为专用的俄罗斯馆，“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
三、19世纪：延续期——“洋风”
随着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
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1830年（清道光十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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