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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文学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2)

2013-09-05 01:00 　　城市民间社会及其文化价值的显形始自王朔的小说。王朔小说中的城市民间倾向大致 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人物社会政治身份的模糊化，他们被称为城市的边缘人、游 走者、文化闲人或“精神痞子”，这样一些人，其身份同传统小说中的三教九流市井人 物之间具有了某种微妙的血缘联系；二是人物所表现的特别“扎眼”的反正统道德倾向 ，“千万别把我当人”、“玩主”、“玩的就是心跳”这类具有挑战意味的字眼，成为 他小说价值与道德倾向的标志；三是叙述风格的大众俗文化倾向，小说的主导性话语选 择了一种“文革后”色彩很浓的城市市民话语，在喜剧式的语境中杂糅了大量已经被遗 弃的政治话语，以及相应的红色宏伟叙事的习惯性语气，变成了一种市民主体对庄严政 治话语的“嬉戏”，这一方面引发人们对历史悲剧的“喜剧回忆”，营造出非常富有历 史内涵的戏剧情境，同时在潜在层面上也暗合了当代文化中的解构主义倾向，通过对语 言的“施虐”而最终触及文化，产生了对“文革”及“文革后”意识形态的“软性消解 ”的作用。
　　90年代的城市小说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盛局面。伴随着新生代小说家个人性叙事的崛 起和主流化写作的衰微、意识形态写作的终结，城市市民小说开始以非常多样的形式出 现在人们面前。总体上看，90年代的城市小说大致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趋向，一是形形 色色的“城市新人类”作为故事的主体次第登台表演，如邱华栋笔下的身份飘忽的“城 市游走者”和“寄生族”式的人物；何顿笔下出入于黄黑二道、搏击于商海风浪的“新 淘金者”与“暴发户”式的人物；张欣笔下的珠光宝气与在交易场上游刃有余的“白领 一族”；以及更为晚近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如卫慧、棉棉者，她 们笔下身份更加暧昧的、出入于舞厅酒吧、私人Party，行为乖张、恋爱随便、有歇斯 底里症、甚至吸毒、与外国佬上床的、非常具有“边缘”或“另类”道德色彩的“新新 人类”，他们构成了几乎是我们时代最自由、最富有、最刺激、最快活、最没有负担和 最令人瞠目震惊的一群“新人”。二是他们的叙事共同复活了一个传统的市民社会，及 其承载了市民生活理想与价值观念的“市民意识形态”，这其中虽有生活方式与生活内 容的新变化，但从精神与观念的角度看，却完全是古老的城市市民社会精神谱系与价值 链条的自然延伸，比如他们的生活观念已经完全“非正统化”了，他们无论是同主流意 识形态还是同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文理念之间，几乎都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一些地地道 道的个人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现世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对历史 的遗忘和对现实的拥有。三是他们的叙事已经完成了从先锋小说叙事中的分裂与蜕变， 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仅有的一点被阐释为“前卫”的特点实际上仅剩下了“ 裸露的大胆”，与商业时代文化经营方式已经完全“接轨”，小说不再具有认真的生存 思虑与意义追问，也不再具有形而上学的精神与艺术探求趣味，而只是一味地迎合读者 ，形象一点说，他们(她们)的“另类”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成了一种角色定位和商业包 装的需要，成了一种对市场份额的谋算。从叙事特点上看，他们(尤其是她们)基本上把 先锋小说的意识探险、潜意识场景和乌托邦叙事变成了一种“身体写作”与行为写作， 不再追求艺术上的智慧含量，而是极尽强化其刺激性与惯性滑动的力量，以将读者诱入 其间。因此“公共的玫瑰”就成了她们新的毫不避讳的信条，“可能的话，我努力做一 条小虫，像钻进一只苹果一样钻进年轻孩子们的时髦头脑里，钻进欲望一代的躁动而疯 狂的下腹。”(注：卫慧：《公共的玫瑰》，见《70年代以后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 社2000年版，第245页。)应该说，就这一点而言，城市小说及其所负载的城市民间精神 正在接近于一种迷途。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995年问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是迄今为止体现出强烈的城市民间倾向的小说的 典范之作。它用极优美和哀伤的笔触，复活了一个逝去时代的城市的民间记忆。王琦瑶 ，一个完全与时代的洪流割断了联系的旧上海的市民女性，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女人，能 够在红色的年代里默默“蛰居”般地生存了几十年，完全是因为上海这座现代中国的商 业城市中的民间社会的庇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林道静式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人物 ，甚至也不同于茅盾、丁玲等现代作家笔下的“时代女性”或叛逆性的知识女性，她走 的是一条古老的女人之路，像历史上所有的薄命红颜一样，她向往着富贵和安闲的生活 ，盲目地把希望寄予男人，然而她又总是错过了一切的机缘。她是一个按照市民的生存 理念走完自己一生的特殊人物，通过她的命运，作家完成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精神、形象 谱系与美学意念的修复，复活了一个古老的市民社会，一个从白居易的诗歌那里延伸下 来的感人母题，一个永恒的悲剧美学理念。可以说，同样的题材和相近的人物，由于完 全不同的写作立场与理念，才导致了如此不同的内容、主题以及美学情调。从杨沫到王 安忆，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从林道静到王琦瑶，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的转折 与对比，根本的原因在于从主流到民间的观念的变化。
　　与城市民间相邻的是一种属于历史或“历史乌托邦”的城市民间。这种流向同80年代 末90年代初的先锋小说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苏童的“妇女生活”、“香椿树街”等系 列的小说中，在长篇小说《米》，中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中，在余华的《 呼喊与细雨》、《许三观卖血记》等长篇中，叶兆言的《状元境》、《追月楼》等“夜 泊秦淮”系列小说中，甚至在方方的《桃花灿烂》、《祖父在父亲心中》等作品中，都 氤氲着浓重的城市民间氛围。陈思和在他的《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 释》一文中，曾把这些“新历史小说”看作是小说民间走向的例证。不过，历史氛围中 的城市民间同现实情境中的城市民间毕竟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它更重于风俗与文化意 义上的民间生活场景，而不是从“行为”与道德意义上去认同和张扬它们。迄今为止， 先锋新历史小说仍然标志着城市民间在小说中所达到的精神与文化深度。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二)“乡村民间”
　　在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乡村民间似乎一直未能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与美学形态，而 仅仅是表现出了较明显的“民间性”倾向，这同“农村题材”的小说特别发达、特别多 的事实之间，正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首倡乡土文学写作，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王鲁彦、许 钦文等等都写过较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但以鲁迅为代表，他们对乡土农村社会的描写， 主要是为了实践他们“为人生”的文学理想，以拯救受难者的眼光关注民生与乡村的苦 难，由于这样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他们笔下的乡村是破败的、荒凉的，作品的格调基 本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大都是愚昧和可怜的，乡村生活被打上浓重的悲剧与拯救的主题 印记，而很少呈现过自足的乡村文化与生活景观。由于十足的知识分子视角，乡村文化 本身被较多地遮蔽和修改了。再到后来的左翼作家笔下，乡村社会又进一步变成了表现 阶级斗争的场所。
　　在一些自由主义作家那里，乡村社会生活也曾得以表现，但又走向了另一个端点—— 文人化，即浪漫主义化了。以沈从文为例，他的湘西小说中含有大量的对民间道德、民 间文化的崇尚与赞美的因素，但他的审美态度则是纯粹文人趣味的，是典型的浪漫主义 式的民间——对风俗描写的注重、传奇色调的强化、道德理想的灌注等等。这样，文人 的乌托邦的理念色彩实际又置换和消除了小说原生的民间生活特性。
　　显然，“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乡村的现 实的悲悯还是浪漫的诗化，都不能看作是真正“乡村的民间”，而是“文人(或人文)的 民间”，而从本质上说，它们已经不是民间了。
　　真正富有某种“原创”色彩的乡村民间叙事的首创者是赵树理。虽然赵树理一向被认 为是坚持“二为方向”的代表作家，是《讲话》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作家，但他的小 说的活力和鲜明的喜剧式的叙事风格，无疑源自其对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精神的吸纳， 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虽然也注入了社会变革 、人的解放的主题，但实际上作家在面对这些政治内容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化地套用意 识形态的表现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的。为什么 他小说中前台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印象还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为什么像“三仙姑” 和“二诸葛”这样的人物不过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小说为什么让 人百读不厌?这是因为作家对纯粹的而没有经过“修改”和扭曲的、未经主流意识形态 的解释的民间文化因素与民间艺术传统的特别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类似“米烂了 ”和“不宜栽种”等民间叙事因素是其小说充满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发表 的《登记》、《三里湾》和《锻炼锻炼》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贯风格 ，还具有活力，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飞蛾”、“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 、“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饱”……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 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才依旧具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的神采与魅力。但也很明显，由 于作家不得不对其原有的纯粹民间性的叙事方式有所改变——以表示其“进步”性和“ 自觉服务”的立场——《登记》要逊色于《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如果不是作家 刻意表现了两个喜剧式人物的话，也会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 福》这样几近沦为“先进人物通讯或特写”的小说，则已全不见了赵树理所本有的天分 与活力。一个新文学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这样江郎才尽，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原因 就在于真正的乡村民间社会空间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可能 ，而赵树理所赖以依托的民间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农业家族谱系上的人与事、情 与态也就随之消亡殆尽了。
　　在赵树理之后的当代作家中，真正能够“下降”到民间意义上的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 几乎是难觅其踪的，在赵树理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药蛋派”作家们虽然继承了赵 树理小说中写人记事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喜剧式的笔调，但在整体意识上却很难接 近民间文化的根系，并写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和真正具有农民文化内涵的人物。仅仅是 在民间性的因素上也是越来越少的，建国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还有一些踪迹 (如老孙头一类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红旗谱》中就已经把最初朱老巩一代的传奇故事 装饰成了革命家族的历史，再到浩然这一代作家那里，乡村生活已经必须完全按照阶级 分析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模式来安排了。
　　80年代以后，先后有一些作家如高晓声、刘绍棠、路遥、贾平凹、郑义、刘玉堂、刘 恒等一些作家在其作品当中开始注入一些民间性的内容，一些农民性格的因素开始不再 经过意识形态的修改和包装而直接表现在作品中，也可以说，乡村生活叙事的“非意识 形态化”一直是一个总的趋势。但“非意识形态化”的走向主要又表现在其“人文化” 的理解方式上，而真正能够接近于“纯粹民间”性的乡村叙事者还尤为少见。这里我想 举出刘玉堂的例子，在上述作家中，也许只有刘玉堂的新乡土小说能够称得上是民间叙 事的范例。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归纳过他的叙事的两个民间性特征，“一是站在农民的认 识方法与情感立场上来写农民，作为叙事者，他在小说中顽固地持守着站在农民之中而 不是之外，之间而不是之上的视角，以朴素的内心去观照、理解和书写他们本真和原色 的那些喜怒哀乐与生活场景。他将这种写作态度谦称为‘不深刻’，因为他没有在叙事 人与叙事对象之间设置悲悯、拯救、批判或皈依等等复杂的关系；第二，他用农民的语 言写农民，放弃知识者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实际上也即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叙事中根深蒂 固的自我意识。这一点最需要勇气，在《乡村温柔》中，刘玉堂干脆采用了让主要人物 作为叙事人直接出场自述的方式，来实现其完全采用农民语言叙事的目的，这不光是构 思上的奇思异想，更是一种民间叙事立场的自觉追求。”(注：《大地上的喜剧——刘 玉堂新乡土小说的意义诠释》，《小说评论》1999年第3期。)也难怪有人将刘玉堂看作 “赵树理的传人”，他的小说就其叙事人与叙事对象的关系看的确是最近的，“主体降 解”到民间的水准，这是最重要的。但刘玉堂与赵树理又有不同，这不同就在于他赋予 了他的乡村叙事以很深的文化思考——即表面的“浅显”与内在的深意有一个很好的结 合，在这方面他的意义近似于王朔：王朔是以接近于城市民间的叙事风格，对城市民间 意识形态同主流文化之间纠结缠绕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生动的描摹；而刘玉堂则是对乡村 民间意识形态同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精彩的展示，而且他们两人都是通过“ 语言的戏仿”这样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方式来完成的，简言之即是在民间化的语境 中进行“意识形态的话语嬉戏”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刘玉堂的意义应该值得进一步 探讨和肯定。
　　贾平凹似乎是一个从“乡村民间”误入“城市民间”的作家，陈思和曾经专门对此作 过分析，他早期的“商州系列”以及《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一类小说所依托的 叙事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民间文化风情与民间性言情叙事，不过那时批评界对此基本上是 好评如潮的，而到了写城市社会和市井生活场景的《废都》，则由于“一步迈出了新传 统的界限”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遭到了知识界尖锐的批评。但陈思和指出，“《 废都》虽然有一股浊气，但其对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反讽，对人生困扰之绝 望及其表达的方式，都显然得之民间的信息”，而“民间的浑浊物对政治一体化的专制 主义的解构仍然有独特的功效”。(注：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 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三)“大地民间”
　　“大地民间”是一个特殊的民间概念。这个概念是当代文化情境下的特殊产物，是一 个各种意义交叉混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大致有这样几个基础和原因，一是海德格尔的关 于存在的诗性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海氏的哲学中，“大地”是其关于存在的抽象理念的 一个总体的象征，是存在的表象、本体和源泉的三位一体，这一理念在当代作家的意识 里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因此，对大地的归属变成了一种具有某种终极哲学意义的审美之 境；第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对文学的限制与捆绑，文学失去了与大地——存在的 本源之间的诗性联系，失去了与民间文化与艺术精神之间的血缘纽带，文学本体的玄远 高迈的形而上学之境不复存在，这样，在挣脱这种困境的过程中，大地自然成为一个依 托和凭藉的象征；第三，它也根源于知识分子文化在80年代以来的一个转型，即更加亲 和于非主流文化的倾向，因为此前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史表明，过分倚重于对主流 文化的附庸，或者它的反面——抗争与对峙——来建立写作的意义是不明智的，难以建 立文学独立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而“大地”作为本源世界和民间世界的一个象喻， 为作家的审美理想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广阔而独立的空间。简言之，“大地民间”即是诗 性的民间，是知识分子的民间，是哲学意义上的民间，也是一个文化隐喻的民间。
　　最早在小说中体现这一哲学与审美理念的作家是莫言。1986年前后，他的“红高粱系 列”小说相继问世，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莫言以它特有的激 情、诗意和灵性，以他敏感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以及对农业自然的热爱与皈依情怀， 构建了一个壮阔而深邃的、激荡着蓬勃昂扬的生命意志与酒神精神的“红高粱大地”， 使之从寻根文学过于沉重的理念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生命哲学的乌托邦。不仅如此 ，另一方面它还以其鲜明强烈的反正统道德的立场，确立了这个大地乌托邦的民间属性 ，其主人公“爷爷”余占鳌作为绿林土匪的身份，同古代小说中的英雄侠士、绿林豪杰 具有一脉相承的属性，他们出入于乡村野地和青纱帐中的生存方式和“杀人越货又精忠 报国”的反正统道德立场，显然具有强烈的民间性质。这样，大地——生命——自然— —民间——野性——酒神——诗性等等这些相关因素，就成了一个相依相生的有机链环 。应该说，作为诗学概念，大地和民间虽然首先出现在韩少功和李杭育等人的寻根理论 宣言中，但在创作实践中，这是第一次在结合中得以诠释和确立。
　　莫言的大地民间同乡村民间的情境与概念不同，同传统知识分子所刻画的乡村的浪漫 “风情”与破败现实也都有不同。它的精神内核是在生存和存在的层面上展开的，而不 是在现实或理想的层面上展开的，这构成了它特有的精神与哲学的高度，莫言在他早期 的小说中就已初步具有了“民间/大地”的统一的理念，《民间音乐》、《秋水》、《 枯河》、《球状闪电》等小说可以说都表现了对原始自然的体味与守护的思想，这是其 一；其二，人类学思想是莫言红高粱大地的另一哲学支撑，其中的生命、死亡、性爱、 生殖、杀伐等等系列事件与场景构成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景象，这使他笔下的乡 村生活具有了知识者特有的诗性情怀，同一般的乡土理念与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区别。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1995年莫言又推出了他最为用力的长篇巨制《丰乳肥臀》，这部小说的封底上赫然写 着：“献给母亲和大地”。有人曾困惑不解，认为这是作家的闪烁其辞，其实这句话是 非常准确的，它精确地说明了这部小说历史与人类学的双重主题——母亲对应着历史与 苦难，大地对应着哲学和永恒。人类学主题是表层叙事，肉体、生殖与家族的生存景象 (丰乳肥臀)构成壮美与自然的大地理念；历史主题则是隐线叙事，战争、杀伐、政治的 争斗，20世纪的所有灾难与悲剧，最终的承受者只有一个，即母亲——民间和人民的化 身，她对一切苦难的迎候、接纳和收藏，她的自在、顽强、博大和饱经沧桑都使得她成 为永恒的民间精神及其力量的象征。从另一方面说，母亲本身也是大地，是大地的化身 之一，这不但是诗性的隐喻，而且也对应着古代的神话，海德格尔说，大地独立而不待 ，它永恒的自在充满了自我归闭的特性。应该说，《丰乳肥臀》是典型的“大地民间” 和“知识分子民间”的诗性文本。
　　张炜是另一个例子。他1992年发表的长篇《九月寓言》，称得上是诗性与哲学意义上 的民间的典范之作，它所构造的大地寓言与民间神话比之《红高梁家族》，似更具有纯 粹哲学理念的色彩，也更接近海德格尔的思想，同期发表的诗体散文《融入野地》可以 看作一个旁证。张炜早期的作品就刻意注重表现乡土诗意，但那些作品离通常的“田园 诗”更近些，而《九月寓言》则近似于一个关于“存在的本源”的哲学命题。它不但表 达了一个在现代生存的危机下“拯救大地”(郜元宝语)的忧患主题，在哲学关怀的高度 上创造了当代小说中少见的范例，而且更加深化和凸现了此前莫言小说中所初步营造的 诗性的民间文化精神。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存本源的探询的悲剧抒情乐章，其 核心主题即是对民间文化与民间生存方式的玄思、认同与悲悯。在这部小说中，民间的 生存景象，同大地自然和谐相处的一切，与现代社会的掠取式的开采、现代文明的暴力 的和道德堕落的种种丑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冲突的结局是以民间世界的毁 灭和这大地上的人最终无家可归而告终的。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大地民间”在《九月寓言》中获得了十分和谐与完美的统一。作家有意删减和剥离 了当代历史、特别是意识形态在乡村民间生活中的种种印记，将那些农人的生存行为、 挣扎与苦难还原为民间永恒的生存悲歌与壮剧；同时在其形而上的层面上，它又超越了 对田园劳作、土地生存的悲悯与挽留，而达到了对生命与存在本源的追思诘问与冥想体 验的高度，并以“大地”作为它的原型、母体和象喻进行了诗性的整合，使其统一为一 个关于存在理念的诗化载体，确立了大地作为存在母体的诗性内涵。由于这一点，它变 得非常“单纯”和富有形式感。
　　“回归民间”已成了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这当然首先取决于这 个年代迅速变化了的语境，文学的悲壮、寥落、出走甚至下坠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回到民间，续接上了文学与民族文化古老的传统，使小说回到了古老的常态；回到民间 ，使走出主流意识形态写作之后的作家重新找到了其必需的精神依托与合法名义，使具 有忧患与拯救意识情结的中国作家牢牢地把住了文学所必须具有的精神价值；回到民间 ，使90年代的小说充满了平民性与消费性的活力，彻底瓦解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宏伟 话语与巨型叙事；回到民间，既可以是一种现实情境中的策略，也可以是一种具有形而 上意义的终极境界，至少它已使当代小说真正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当然，回到民间并 不就意味着文学的福地与惟一归宿，民间化也使小说出现了种种无可回避的问题，出现 了下降、混乱、虚浮和弥散。对此，优秀的作家应当保持应有的清醒。同时，理论界也 必须要避免另一个极端，要对那种把一切粗劣的东西都解释为“民间”，并以此对其肯 定或攻讦的不良倾向保持足够的警惕。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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