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2)
2013-11-09 01:13
导读：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 三、19世纪：延续
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
三、19世纪：延续期——“洋风”
随着西方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
。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1830年（清道光十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国公理会委任抵广州。此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国的旋涡，并开始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
基督教传教士第四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在19世纪继续得以发展，进入延续期。此期间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义“洋风”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屡遭厄运：
嘉庆十二年（1807年）教会遭到清洗。先是东堂被焚，“大堂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饬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嘉庆十六年（1811年）西堂被毁。道光七年，（1827年）借没北堂，“其大堂则令拆毁。”
1860年10月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互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归还救世堂。1864年，“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为‘救世堂’。堂之格局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
大学排名 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Jean Picrre Armand David，又译“达维德”，1826-1900）是著名博物学家，当时“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人称“百鸟堂。”
1867年西堂重建。
1880提开始重建东堂，1884年建成，为罗马式。“大堂计长二十二丈二尺，宽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内明柱计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余，径一尺六寸，皆系黑龙江运来之赤松，精坚胜任。堂内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绘尽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意大利亚国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镌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灿可观。……堂前钟楼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余。其正面圆牖框，与它牖各框，及其层檐，与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砖砌成。每砖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阶除，长阔相等，俱十丈有余。又起洋式大门一座，达于通衢。
1886年慈禧太后大规模修建西苑，将救世堂划入苑中，因此与法公使签订了《迁堂条款》，商定把救世堂迁到西什库。教堂迁到西什库后，人称“西什库教堂”，即为北堂。
北堂于1888年12月建成，“北堂轮焕崇闳，可为中国第一。堂内之格局，乃照圣教会第十三世时起建大堂之式样而成。堂中明柱三十六楹，柱下础石皆汉白玉所成；柱顶俱镂菘菜叶形，玲珑可观。每柱计高四丈九尺，……柱皆四棱，面宽一尺八寸，皆美国运来之桧。柱之四面俱贴关圆细柱，约宽四、五寸，与大柱共撑穹窿。大柱桧以天蓝之色，细柱则涂以金屑。堂之正身，有双尖洞牖十二，高约三丈，蔽以五色烧花玻璃作坊所制。其正祭台三面单尖洞牖亦有十二，约高一丈五尺。蔽牖玻璃皆烧五色圣像，……大堂后面，建有耶稣苦难小堂，计长五丈有余，与大堂相通，间以玲珑隔扇。”
教堂入口处前部，建造了中国传统样式的月台，设汉白玉石栏杆，并有两座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的碑亭分立左右，亭内立教堂迁建谕皆碑和满汉文天主堂碑。中国传统样式的碑亭同大堂正面镌刻的耶稣善牧圣象形成强烈对比。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教堂外，尚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医院、若瑟院、光华女中、育婴堂以及神甫宿舍等。“这些建筑除教堂外都基本一致，用大开条青砖、板瓦屋顶，带平顶廊子，无须挂檐板。室内用地板，抹灰天花……是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样。”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期——“洋风”转复古主义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国旧有房屋忙改设，新建的则多模仿中国传统样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经历了18世纪从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的发展期、19世纪的“洋风”的折衷主义影响，表现出中国传统样式的复古主义，并引导了30年代中国复古主义建筑的出现。
义和团运动中，南堂、东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损。
1900年后北堂修整，钟楼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东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年，法国神父高司铎在东交民巷建圣米厄尔堂（St. Mechel），后由法国人斩利国扩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该堂规模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砖砌筑的“洋风”二层楼房，面阔七间，供神职人员居住。西部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进深十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圣堂东侧有十间砖砌平房，为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但门窗均代拱券处理。
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毁，其后重建，命名为“致使堂”，由教堂、种楼、中外书房、神父住宅及寡妇院组成。致使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
东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年前后，在安定门外六铺炕，坐西朝东，堂体最宽处约16m，进深约27m。堂内分“圣所”和“致圣所”两部分。圣所中间设宝座，为一米多高的方台，上置圣体、宝匣；东北角有一祭台。圣所两旁设木制圣隔门，供祈祷时出入。圣母堂设有地下室，是停放灵枢的场所。堂西为俄国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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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沟荷兰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六铺炕俄国墓地——是为北京三大外国墓地。
1900年后，荷兰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毁，仅索智能、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毁。经修复后，“利玛窦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汤若望的茔地上来了。”同时，在墓地内兴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亚斯立堂（Asbruy Chruch）规模为大。1909年美国美以美会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门内建亚斯立堂。该堂分正、逼两堂，中间以活动木墙相隔，可以推开活动木墙形成一体。正堂堂顶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辅以高侧窗采光。
在这一时期，南沟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为中国传统模样式的复古主义之典型。
南沟沿救主堂（建于1907年，又称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华圣公会教堂）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由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请人画蓝图、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教堂平面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两个硬山建筑，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侧窗。侧廊中部又各开一个侧门，高度和中央通廊齐，这样屋顶就成了‘？？’字形。在屋顶的两具交叉点上，各设一个八角形亭子，作为钟楼和天窗。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顶。建筑内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顶。平面十字交叉处为祭坛。作为方形木台子，四周用中国高式栏杆，围绕起来，祭台背后是中式带冰纹格子隔扇，主教坛和讲坛都是仿中国红木家具的式样，雕刻中国番草花纹。祭坛顶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国高直式样构件，井上是中国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国工程师设计、成威廉监造）则基本上搬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平面为“一”字形，外观多处采用中国传统式处理：上部右端为三层中国塔式钟楼，左端为歇山屋顶；入口则为中国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协和礼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计划扩建时，由美国纽约梅里尔一亨布尔一泰勒建筑师事务所（Merrill，Humble & Taylor Architcts）设计，为两栋主要建筑物，中间有联廊，教堂为二层，并设钟楼。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单层一栋，并大为简化，类似北京的民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