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 人生 理想的(2)

    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作家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抗击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呐喊。如丘逢甲《送颂臣之台湾》:“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此诗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随同内渡的护台抗日义军壮字营统领谢道隆(字颂臣)重访台湾，作者以诗勉之，并表达了自己为国雪耻的决心。作者是汉族人，但并不因当时是清王朝统治而不爱国。此外，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们于国家遭难、民族垂危的年代，满怀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开始实现新型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他们既继承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面对现实，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当起以文艺为武器启蒙和唤醒民众的责任。他们是政治家，躬身投身变革现实的斗争;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实践，从而在近代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了“忧患意识”以及抗击外侮侵略的民族斗争精神内容。足涉英伦、学贯中西的严复，以其“自强保种”的爱国心，首先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用以取代我国传统的“变异说”和体用论，进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的自觉民族意识，引发起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观念形态的更新。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国家，主张发扬中华优秀文明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的中西汇通之原则，把争取民族独立，重建国体与国家统一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变革求新、奋发自强、振兴中华，以及睁眼看世界，坚持民族平等的新概念，于20世纪初，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增强了作家、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主权意识和凝聚全民族的团结抗争意识，也深深影响到近代文学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奋进精神。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继承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革新传统，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尽管南社后期出现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未醒”的深沉忧患，提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的创作主旨，自觉地把小说戏曲纳入启蒙教育和政治鼓动的轨道。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近代文学正是为中华民族意识之觉醒，反对列强侵略，团结全民族共同战斗而呼号、呐喊。

    总之，近代文学反对侵略斗争、反对满清统治，强调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主题的作品与过去同类作品相比较，虽然二者都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但近代文学作品不仅在主题意义方面深化了，而且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过去的这一类作品，属于封建文学的范畴，而近代文学中的这一类作品，则已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