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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作家面临的几个转向化毕业论文(2)

2013-05-13 18:11
　　事实上，当我们对文学史进行仔细地观察，就会轻易地发现，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一转过去纯艺术的写作，而把笔触纷纷转向社会，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他们用文学的笔为时代开道，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他自己，还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心声，当然，他们并不是我们当下一些作家所认为的为政治而写作者。他们代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某一个团体，而是人类的良心，是复苏的人性，是人类的理想和正面价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二战结束以后西方面临“性革命”时期，都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它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阶段，最重要的是文化生活的变革，在这几个时期，产生了很多“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小说艺术探讨了人们所面临的人性困惑、伦理矛盾和信仰危机，从而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也成为不朽的名著。“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即“诸子百家”之后真正的文化转型的大时代，产生了鲁迅、胡适、郁达夫等一大批作家，他们都是因写中国传统文化裂变下中国人生存困境和人性中的“问题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也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问题小说”。现在，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是最为深刻的一次，从深层次上讲，这是一次向世界文化转型的时期，再也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中的浅层次转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几乎可以说，二战以后西方人所面临的信仰困境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都一一面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作家所面临的时代。这一社会特征可以说给作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代或者不远的将来，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将催生出一大批伟大的作家。这种转型要求作家重新树立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神圣使命，从自我的小圈子挣脱出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们所面临的苦难，重新扛起从肩上卸下的重任。尤其在这个物质时期，作家们应该扛起精神的大旗，为人类存在和信仰而战。

　　二、创作风格和审美的转向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首先是乡村题材小说向都市题材小说转变，诗意化的写作向欲望化转变。这也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先生在2007年兰州某高校作报告时谈到的一个观点。海德格尔说：“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其深意是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被人类自以为是的商品文明破坏了，生态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如是种种并没有改变大批中国人向都市涌进的局面，也没能改变作家的创作趋向。新世纪以来，以写农民工为主的底层写作不仅受到文坛的热切关注，而且以城市为中心。乡土与城市，分别代表了农耕文化与商品文化。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赋予农耕文化诗意的、恒定的、中庸的、向内的、和平的特点，而商品文化则代表了变化的、无常的、法则的、向外的、掠夺的、欲望的特点。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意味着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农耕文化在整体性地向商品文化过渡。很多作家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转变，自觉地把笔触投向这种社会运动中。
　　在这种欲望化写作中，与都市文化相一致的是青春写作，因为这些青春的祭地往往是都市。自从80后出现后，网络也随之打开了，于是，一场青春写作的角逐上演了。事实上，早在70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70后多为“身体写作”、“美女作家”和“下半身写作”，80后是徒有虚名。若仔细去读70后和80后关于欲望化的青春写作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80后实际上在这方面其实是节制的，80后饱尝了精神空虚后的痛苦，所以其写作往往趋于精神。如70后“身体写作”的代表卫慧、棉棉、安妮宝贝和80后青春写作的代表春树相比，前者更为肆意、疯狂。
　　其次是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变。这是信仰危机时期人们向日常轮回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永恒之价值、生活之意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从琐碎的毫无关联的日常现象中解构传统的生命价值观，从而确立新的价值观的一种突围。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后者则是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哲学，或者是萨特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艺术史学家赫舍尔说：“在人的存在中，至关重要的是某些隐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或者被歪曲的东西。”作家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和肯定，表现了作家对人的自信。前不久上演的电视剧《奋斗》是70后作家石康对80后日常生活的一种叙事，叙事中的主人公们先是在欲望化了的日常生活中茫然，流失，伤痕累累，还有些不思悔改，但最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到了自身的意义、价值，尤其是主人公陆涛在最后的一些宣言式的告白中，我们获知，他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价值就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人想要的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获得爱情、亲情、友情及其它，与平凡人无关的一切他都放弃了。 大学排名
　　最后是在向世界学习的同时，向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回归。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写作中的参照系已经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甚至也不是现代派作家，而是世界文学。先锋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视域下诞生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文化上的交流更为深刻。与八十年代相比，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多是其民主、科学、制度等表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的源头（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更感兴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已趋本质。余华、莫言等中国作家也不断地出使西方，走出去学习西方，并与西方交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在这样一种外力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对本土文化也越来越重视，开始了一场向中国文化回归的暗潮。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叙事精神也越来越受到本土作家的继承。陈忠实的《白鹿原》扎扎实实写的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张炜、李锐近年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向农耕文化靠近。就是先锋派作家格非也在向《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学习，自视《人面桃花》是向中国传统叙事精神的一次回归。

三、作品主题和题材的开掘
　　
　　先谈谈创作主题的多元化。一谈到主题，便首先要涉及观念。自“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最熟悉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观，但就是这种文学观也一直在不断地遭遇反叛和调整。如先锋作家对此就是一次反叛，后现代也是一次反叛，而新写实主义则只是一种微调。老子曰：“道者，反之动”。意思是说，只有颠覆已有传统，才能有新的发展，否则，便只有停滞不前。这个规律对于哲学和艺术来讲是最为适应的。数年前，作家阎连科出版了长篇小说《受活》，他在后记中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了无情地鞭笞与讨伐，后来，他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一观念进行了阐述。作家提出，文学的真实性在作家的内心深处，而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