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四库全书》化毕业论文(2)

    之后，齐周华诗文案、李绂诗文案迭起。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毁钱谦益遗著《初学集》、《有学集》，终于揭开了禁毁图书逆流的序幕。据清高宗称：“《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于是高宗大动干戈，命令各地督抚：“将《初学》、《有学》二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汇齐送京。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者，并著广为出示，明切晓谕，定限二年之内，俾令尽行缴出，毋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该督抚等，即将全板尽数查出，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9]

在其后的两年限期中，清廷严饬江苏、广东地方当局查禁钱谦益著述，下令撤毁钱谦益为他人经史著述所撰“悖谬”序文，派员审查钦天监藏书，销毁占验书十八种，甚至议复朝鲜国王，将陈建《皇明通纪》、朱璘《明纪辑略》在该国禁毁。正是以查禁图书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颁发了求书上谕。由于各地督抚对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深有揣度，因而为不致招惹是非，遂对求书上谕迟迟未作反应。同年十月，虽经高宗严词斥责，各地反应依然如故。《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清高宗最终撕下伪装，将禁书真意和盘托出。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内外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馀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10]至此，清高宗“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遂告昭然于天下。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一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桩影响久远的大事。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乾隆间学术发展的历史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集中地表现为对我国历代典籍的成功整理和总结。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通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流传下来浩如烟海的典籍。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降，对现存典籍进行清理和编目，成为历代相沿的一个好传统。唐宋间，又将其发展为大型类书的汇编。这样一来，即使是迭经水火，天灾人祸，若干有价值的文献，亦可藉而幸存。明初，《永乐大典》辑成，宋元秘籍，多录其中，类书编纂，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唐宋以来诸类书，虽于保存典籍功不可没，但为体例所限，每每内容割裂，首尾不具，难存古籍旧观。于是完整地将历代典籍加以整理和总结，汇编为一部大型丛书，日渐成为发展古代学术文化应予解决的课题。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终于在乾隆间把这个课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

    《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类聚，部次群籍，把历代文献井然汇聚于一堂。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将著录、存目诸书撮举大要，评论得失，兼及作者生平爵里介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既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臣的著述，也为清中叶以后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整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四库全书》于佛、道两家典籍，意存轩轾，摒除殆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整理和总结，从而使之成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个较好的认识对象。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风气之开，虽清初诸儒已然发端，考据、校勘、辨伪、辑佚，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胡渭，到惠栋、卢文弨、顾广圻，一脉相承，代有传人。但确立规模，蔚成风气，则无疑应自《四库全书》编纂始。《四库全书》开馆后，将一时学术界俊杰网罗其中，辑佚书于《永乐大典》，理群籍于中秘内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啻治学风尚的一种无声的典型示范，其移风易俗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正如乾嘉史家章学诚在回忆周永年、邵晋涵二人当年的学行时所述：“乙未（乾隆四十年——引者）入都，二君者方以宿望被荐，与休宁戴震等特征修《四库全书》，授官翰林，一时学者称荣遇。而戴以训诂治经，绍明绝学，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恰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乎移风俗矣。”[11]邵晋涵故世，其生前友好洪亮吉为之撰《邵学士家传》，于《四库全书》编纂，尤其是邵晋涵、戴震诸人学行予一时学术风尚的影响，亦有详尽阐述。他说：“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馀年，鸿伟瑰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姓名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12]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契机，考据学空前发皇，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二者极不协调地共存于同一时代，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一方面，清廷既要以图书编纂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另一方面，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又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矛盾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廷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高宗便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这样，在取得编篡《四库全书》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化也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其结果，不仅使宋元以来的大量典籍毁于一旦，而且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