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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对歌德的崇拜名目繁多,一发不可收。比如1905年,有人仿照宗教文学中的《每日必读》出版了《歌德每日必读》,仿照虔诚运动中的《箴言集》出版了不同形式的《歌德语录》。还有人制造了歌德胸像和纪念币,出版了以歌德意大利之旅的行踪为线索的《意大利导游手册》。歌德在魏玛的书房成为人们群起而效仿的对象。各式歌德传记如同宗教中的圣人传层出不穷。《浮士德》犹如有教养阶层的《圣经》,其中的格言警句成为市民生活的至理名言。歌德的诗歌被当作宗教赞美诗一样来颂读,当然它们表达的只是“世俗的虔诚”(歌德语)。1905和1914年相继出版了《歌德布道文集》和《席勒布道文集》。歌德研究会在魏玛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会,时间选择在圣灵降临节。人们还像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那样庆祝歌德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可见,歌德、席勒偶像的树立和敬拜在形式上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与宗教文学的经典化异曲同工。何况在魏玛朋友圈子,人们早就开始称歌德、席勒为“圣歌德”和 “圣席勒”。只不过人们崇拜、纪念和庆祝的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人的精神、理念、世界观和不朽的人格。三
值得注意的是,对歌德、席勒的偶像崇拜以及二者的经典化,严格说只出现在以普鲁士为中心的新教文化中间。占德国近一半地域和人口的天主教方面不但没有参与这一过程,而且直到19世纪末一直坚决抵制对歌德的接受。即便在新教教会内部,对歌德的评价也存在分歧: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视歌德为第一位现代信仰者,因为他批判了教会的僵化,提出了新的世界观;而新教各正统教会则直到1900年前后都对歌德持否定态度,禁止正面提及歌德的名字。尤其一战以后,新教方面辩证神学的代表人物卡尔·巴特、高嘉顿和布鲁纳等都公开批判歌德。可以说,歌德、席勒的经典化首先与19世纪营造德国统一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新教和有教养阶层的左右。因为直到第三帝国成立,歌德研究会虽然从未超过4000人,但其成员大多属于文化新教和有教养阶层,而且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居多,他们通过编写教科书、进行教学和科研直接规定和影响了文学经典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