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网(2)
2013-07-23 01:03
导读：。 1920年, 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 留学 , 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 抄出巴黎国立所藏有关、、的共104种。1925年返国, 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将所抄文献, 辑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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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
留学, 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 抄出巴黎国立所藏有关、、的共104种。1925年返国, 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将所抄文献, 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 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门丛书之一出版, 蔡元培为之作序。刘复即刘半农, 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 文学革命的积极份子, 倡导白话文, 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 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所说, 这些材料, 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 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 刘复的抄本在很常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 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另外, 蔡元培在1921年访问法国时, 曾晤伯希和, 询其新疆所得古物考订出版情况[6]。董康在1922年访法国国立图书馆, 抄录有关法制史资料。而收获较多者, 则是胡适。
1926年8-11月间, 北大教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之便, 在伯希和和翟林柰(L.Giles)的帮助下, 查阅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写卷, 找到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 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 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 置于卷首, 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 影响至巨。禅宗史的研究, 后来几成日本学者的专利, 而日本学者虽然后来居上, 却十分重视胡适的整理研究成果, 甚至有《胡适禅学案》之编。法国学者谢和耐(J.Gernet)还把此书译成法文, 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Entretiens du maitre de Dhyana Chen-houei du Ho-tso), 1949年由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出版。
中国大学排名 1921年11月, 部总长叶恭绰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 从事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之编目整理, 北大部分学者参予其事, 并从事整理工作。叶氏虽任职交通部, 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后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大学校时, 拟撤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叶氏力阻, 改为国学研究馆, 以叶氏为馆长。无论如何, 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 特别是从编目著手, 与两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来，即在1918年拟设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简章》）同是在1921年11月， 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1922年1月, 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 校长蔡元培兼所长, 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
建议书》中, 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 即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均应设法调查, 编次目录, 分别审定, 何者须移录, 何者须照像, 何者须作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 逐渐进行[7]。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 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 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后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 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 其所据原稿后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 常刊出敦煌学研究成果, 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王维诚《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载》(1936年)、向达《唐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 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 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 编成《敦煌劫余录》, 著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 分类编排, 体制极佳, 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 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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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 包含了北大多门学科的人材, 并聘请了柯劭忞、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导师，罗振玉为通讯导师。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它的国际性。其考古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钢和泰(B.A.W.von Stael-Holstein)、苏联西夏文专家伊凤阁外, 还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 请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讯员。这对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敦煌学研究来讲, 是大有益处的。伯希和接受邀请, 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与《国学季刊》交换, 另一方面还代表北大参加1925年开罗的万国地会[8]。
1925年, 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Warner)教授率敦煌考古队来华, 准备继续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 C.Ferguson)介绍,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 派校的陈万里随行。陈氏于1925年2月16日出发, 7月31日返回, 著《西行日记》, 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
调查报告》, 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 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尽管时间很短, 收获不多, 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学者, 他此行也是北大国学门的第一次实地调查。陈氏除《日记》外, 还著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 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铭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 北大考古学会举办甘肃考古展览, 展出陈氏为学校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古物。
1927年4月, 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团员, 均为北大师生, 如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
生物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 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 获得古物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 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 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 而所得材料之丰富, 亦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 均为敦煌学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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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 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 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簿丛辑》等。
1934年8月, 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 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 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著录约五百卷左右, 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果更多, 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 还就所见四部典籍, 作了大量考释工作, 先后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 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 还为北京图书馆和
清华大学拍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 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 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 向达先生回国, 次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 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国, 于1947回国, 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 一方面为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 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后, 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 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 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