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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提倡的核心價值，首先是持守一顆溫暖、親愛、感恩、謙讓、良善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生關係裡，在親人與朋友的相處中，尤其應該體現這種態度。其次要將仁愛之心推擴出去，並充實個人的學能，盡力讓世界充滿光與熱。儒學大旨不過如此。然而人生儘多嚴苛的挑戰，要達到這些理想實在不容易。每個人都有個性與能力上的缺點，也有境遇上的困難。不過，正因為理想境界不易得，人生乃有無限的努力空間。儒學主張腳踏實地，循序漸進，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與環境的困難，生命因此而可以時時充滿著動力與意義。
再多的財貨、享受、或者學術與藝術上的成就，都無法換取內心的平安喜樂。現代文明再高的成就，也無法取代親人、朋友間的情意。滿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義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過去數千年之中，為無數識字與不識字的人所接受，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正在於它指點出人性的根本需要。文明儘管快速演變，然而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價值，生命終究不免空虛失落。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滿足的動物，而儒家所重者，正在於如何認識並滿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
儒學核心的價值觀與現代社會並不衝突。儒學的核心價值，既然提煉自周代禮壞樂崩的大背景，所以向來便具有超越以及提昇現實制度的能力。早已指出禮有因革，制度與本應因時而變，然而核心的道理則可以長存。現代社會必須奠基於現代的制度與文化，這些制度與文化雖滋生許多問題，但也有許多長處，在許多方面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高的成就。那麼，儒學的理想如何與現代的制度與文化結合呢？首先我們必須指出，仁慈的內心與禮樂的精神，其重要性萬世不廢。只要人還是人的一天，就無法拋棄這些道理。個人在現代生活裡實現仁與禮，其實並不困難。只要認真提昇自己生命的境界，關愛周圍的人與事，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勿為欲望所綁俘，則自然能體現充實而美好的人生。能如此用心，也自然將認識到以求財祿、享樂為人生最高目的，或以求得學位、地位、勝過別人為目標的人生態度之有限與虛幻，而超越了流俗的價值觀。
現代社會萬事充足便利，誘惑遍地，人的欲望不免氾濫。一切欲望在本質上都是向外以尋求滿足，久而久之，人的內心很難保持平安，更難享有天機充滿的喜悅。人心貪求，對已有的不珍惜，又不斷煩惱未能滿足的需求，即使富甲天下也依然不能安足。在家庭與情感方面，現代人日益走上一種放縱自我情慾與想望的道路，所謂「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婚姻或情感關係於是逐漸走向一種互毀的路。男女雙方各自都有許多不同的欲求、癖好與特質，所以幾乎必然發生衝突。隨著文明的開展，人心愈來愈複雜分歧，這些衝突將愈來愈嚴重。然而如此生活畢竟不是人生的正途。如何讓我們的心靈逐漸不再為名利、享樂、情慾所主宰，而體現比較健康合理、且更溫暖光明的人生態度，還需要很長的時間。資本主義、制度、制度與城市文明，誠然有其合理與優點，然而其中卻日益滋長出一種不健康、過分自私自溺的的欲求。其結果不僅個人自私的想望無法實現，反而會造成一種集體向下沉淪的局面。
儒家所提倡的核心價值，屬於價值性的義理，其重點在本於仁心以成己愛人、敬天惜物。因為是價值性的義理，所以與現代社會所賴以存立各種工具理性，例如市場經濟、業與城市生活，並無根本性衝突可言。至於儒學所提倡的價值與現代的自由主義、民主思想、社會主義、科學理性主義、浪漫主義、法治思想等所具有的價值理性是否衝突，學者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在此不能詳論。大體而言，儒學所提倡的核心價值屬於根源性的價值，包容性極強，若能得其真精神，則與上述各種主義思想所提倡的價值亦無真正的衝突。[30]前述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城市文明、法治社會與各種科學知識，均為現代生活所必須，其中自有有其合理性。儒學所提倡的核心價值不但不與其合理部份發生衝突，反而有助於去除其流弊，使其更為理想。然而這條路絕不容易，必須經過十分長久的努力，逐漸提昇人心，並在制度與教育文化上進行許多重大調整，才能使、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制度更符合人性，使學術與文藝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充分吸收現代各種制度、思想與學藝的長處，並用儒學的精神提昇其內涵，應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新方向，也是東亞與世界各文明可以借鑑的道路。
* 本文作者現任臺大歷史系教授。
[1] 在歷史上，社會主義因批判資本主義而生。換言之，資本主義是正，社會主義是反，無正無所謂反。現代社會的本質首先是資本主義，而後才有社會主義為之補偏救弊。依照馬克斯理論，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至無可再發展時，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才會到來。且不論馬克斯主義是否具有預測歷史發展的能力，即使依其說法，目前的人類社會，亦顯然尚未發展至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無可再發展的階段。於是一些過早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國家，不是已經崩潰，便是正在努力補資本主義的課。
[2] 當前流行的一些文學作品，正充分表現出資本主義下生命的虛無與恐怖。例如：村上春樹，《舞、舞、舞》（賴明珠譯。台北：時報文化，1996），《挪威的森林》（賴明珠譯。台北：時報文化，1997），《發條鳥年代記》（賴明珠譯。台北：時報文化，1995-1997）。卡繆(Albert Camus)的《異鄉人》(L'etranger fre)，梭爾貝羅(Saul Bellow)的《捉住這一天》(Seize the Day)以及各種存在主義文學，世紀末文學，頹廢文學….可謂不勝枚舉。
[3] 二十世紀初的哲學大師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胡賽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均曾從各種角度熱烈地討論人類知識的限制與西方學術的危機。
[4] 以號稱自然科學之母的數學為例：早期偉大的數學家，通常可以掌握當時數學各領域裡的主題。然而在當代的數學系裡，學者們卻往往並不真正了解彼此的研究。數學如此，其他各種自然科學的分化與分歧只有更嚴重。
[5] 參見Gadmar, Truth and Metho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6] 參見：J.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t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7]參見：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高承恕，《理性化與資本主義》(台北：聯經，1986)。
[8] 參見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0.
[9]關於知識份子的悲哀，以及知識份子對於真生命、活力、大自然、情感與慾望的渴望，參見Saul Bellow, Herzo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
[10] 相應於這個新方向，學者甚至試圖重理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分別處理真、善、美與判斷力的問題。他的處理方式是根據西方的學術傳統而主張：我們必須先徹底明白人能知與所知的內容究竟為何，以及如何獲得真確的知識，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探討何謂善與美。當代的學者則反過來從美感經驗出發，重新檢視真與善的問題。參見：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nd ed); Paul Guyer, Ka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 Essays on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udolph Makkreel,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 The Hermeneutical Impor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Salim Kemel, Kant’s Aesthetic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