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4)
2013-08-17 01:11
导读：员在为党献身之时，个人利益可以“不求而自至”。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批评刘少奇的修养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确实，文革时主张的“毫不利己，
员在为党献身之时，个人利益可以“不求而自至”。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批评刘少奇的修养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确实，文革时主张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刘少奇主张的由党的组织来考虑党员个人利益是不太相同的。正因为文革时批判《修养》后提出的那种绝对禁欲主义实际上不具有现实实行的可能性， (特别是当党的组织受到冲击和破坏后) 所以它很快被淹没在说假话、开后门的腐化之中。而《修养》主张的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实际上当时已等同于“义”)的关系由于和的义利观同构，因而反倒是可以实现的。这里，由于党的利益在《修养》中占有一个奇妙的位置，一方面它和儒家文化中的“义”相当，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根据党在某个时期的具体目标来加上明确的限定。于是，这使得《修养》的观具有一种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可以超越儒家个人道德主义传统，形成铁的纪律的组织。另一方面每一个组织中的个人都可以有儒家所提倡的个人道德。理解这一点后，我们就不会对《修养》根据党的利益推出一个共产党员应具有如下一些品质感到奇怪了。刘少奇指出：他们(真正的共产党员)能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做到“将心比心”“能爱人，能恶人”，做到“忠恕”，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有最大的勇气，因为无私心，则有如“日月之蚀”。他们最能实事求是，不进行偶像崇拜。只有他们才能“慎独”，不怕批评，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他们具有高尚的品质，有自尊心、自爱心，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特别是在被人误解时能相信党。最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做到“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有几位老一辈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告诉过笔者，这些文字曾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大多能背颂这些段落，这些道德准则是他们在危险之际的精神支柱。然而，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品质所基于的前提，它们确实同儒家经典所提倡的一模一样。实际上，解放后，中国当代文化已经建造了一种结构，它基本上可以把儒家的道德精神包容进去了。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但是，虽然中国当代文化中包含的道德理想的基础比儒家坚实和现代化 (它们是奠定在理论之上的) ，但是它远不如儒家以人的道德本身为基础那样丰富和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在结构上讲，中国当代文化比更具有禁欲主义色彩，因为个人利益的追求必须由外在的力量来考察和安排。而且一旦党内出现腐败或上级不公正，个人功利在这种系统中就不如儒家个人主义传统那么理直气壮，于是当代中国人的两面人格比上更为严重。这里，思想和文化发展再一次向人们展现了它内在不可抗拒的：一且某一种外来文化被纳入了儒家文化的结构，它必然要展开儒家文化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好的和坏的)，传统一旦在近代思想中找到自己的土壤，它的生根、发芽，生长起那不由播种者控制的参天大树，一直到结下十分类似于传统的现代化思想之果实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今天那些正在重新批判传统、那些又一次面临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五四时代的创造者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