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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学思想家和孔子作为中国封建儒教教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外，孔子又是儒学和的研究对象，因此有了“孔学”。孔子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今日似乎只有儒学或国学领域内的专家才能够通晓孔子；非也。在古代人人读旧藉时期，人人（知识分子）都可以是孔学“专家”。现代以来，似乎只有少数人者才能够有条件读通孔子思想；似乎孔子思想是和两千年的传统学术紧密相连的；似乎广大未通儒学经典的人士，就难以深入了解孔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是，《论语》文字可以直通两千年后的现代，而且因其关系于日常伦理和动机，故可贯通古今。孔子的思想就存在于《论语》之内，《论语》人人可读懂，并不需要甚麽复杂的学术积累。在此意义上，孔子不是只“属于”专家的，而是也“属于”一切读书人的。专家熟习的是历代研究孔子的文藉，读者大众可以熟习的是《论语》本身的义理。孔子存在于经学未出现的时代，其思想直通“人心”，而非直通典藉。另一方面，熟习了典藉未必就能够成为孔子“信徒”。现代人应该争当孔子信徒，而非争诵典藉。因为现代世界需要学习的知识比中国古代多千百倍不止。放着这些重要的新知识不学，而纷纷用有限时间去读“古书”，难道不是要自外于人类未来麽？所以，从学理上说，孔子不是“属于”专家的，而应是属于全体读《论语》的人民的。和《五经》不同，《论语》是人人可以读通的。专家更不可以企图“垄断”孔子，或以为自己是孔子思想的特权解释者。孔学应该从旧学的“象牙之塔”中解脱出来而回归现实社会，并回归于一切明理之人。孔学，今日不必只限于联接古代狭小的“经学”，而应联接于古今全部人文学术。仁学的现代解释学，就是要探索孔学和现代人类一切学术之间更合理的“读解联系结构”。《论语》这部天下奇书，“奇”就奇在其文本的“日常简明性”可使其跳脱原始史地，而“适切于”（pertinent to）一切人类社会。
3。《论语》是全人类的共同宝典；孔子“偏爱”全人类
（论 语 随 想-3）
（4） 古 今 读 解 论 语 方 式 一 样 麽？
古今人在不同条件下读解论语的情况一样麽？既一样又不一样。在读者的态度、动机、选择方向等内外实践层次上，二者可说一样。但在情志信仰和知识、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则非常不一样。古人的理智属常识层次，今人的理智受支配于广义的现代科学。因此在知、情、意三者的内容及其互动关系上，古今论语读者非常不同。古人学术知识背景为经史子集，今人思想、知识、学术背景，在内容和结构上，都与前者在“质”、“量”两方面大有区别。古人对论语之信仰是在当时社会文化中自然发生的，与古代环境融洽一致；今人之论语信仰反而须经过复杂的认知和体验之迂回才能形成和确立。与前科学时代之古人不同，今人须先解决一个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为什么读了康德、胡塞尔反而会返回前现代世界的信仰体系？不是出于宗教性的“信在思先”；而是出于知识性的“理须如是”。因此，今人的论语信仰，须是具有坚实知识论根据的，而这个知识论不可能再以中世纪时代之中外形上学为基础了。于是，今人的论语读解法也就倒了过来：须在评判现代知识论之后；须在转归人类伦理经验的基本层次之后；这也一定是一个“理在信先”的过程。生于今世，读者当然仍可通过主观上“划地自封”的方式（如寄生于专业领域），在主观想象中按照古人方式人为地规定个人当前的知识结构。半个世纪来兴盛于海外的学术与信仰的复古主义，本质上乃源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普遍欠缺精神勇力；畏惧和逃避当前真实社会和知识的严重挑战；希图通过简单“话语复古”方式自瞒自欺，因此其貌似激烈的信仰“话头”是不真实的；是朝向于各种个人实利追求目的的。（古人云，汉代经学乃“利禄使然”；我们更可以说：“于今为烈”）这类“色厉内荏”的生存态度，本质上是违背孔子精神本质和仁学生存方向的。“用孔违孔”乃半个世纪来海外儒学的基本特征。大陆今起跟随，以为先进。不知我们“炎黄子孙”何以求物利勇猛、求精神怯弱而一至于是。
( 论 语 随 想-4)
（5） 我 们 为 何 要 尊 信 孔 子？
今人尊信孔子思想只应有一个理由：根据“今日经验”读解《论语》后发觉其伦具有全面、丰富的时代性，故认为仍可或仍应为今人所继承。换言之，我们是根据普遍理性来重新确认论语的普适价值的。因此信仰的形成绝对不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如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圣人”，所以我们必须视之为“精 神 始 祖 ”。我们今日尊信孔子，不是因为他曾是中华精神始祖，更非因为他曾是儒教教主， 也不是 因为怕被国人斥责为“数典忘祖”。一方面我们自称相信“礼运”大同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强调在人类世界中“本宗”具有特殊优越性，就不怕自相矛盾麽？现代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是人类唯一的信仰标尺；信仰的根据不是血缘上或民族上的“祖宗遗教”。我们是先有现代伦理学理性，然后才起而重建今人对孔子的信仰的。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对孔圣人的信仰，然后才有伦理学理性。如果《论语》内容中某部分违背了现代理性，我们当然不必对其再维持信仰。因此今日那些把孔子当作“准民族神”加以崇拜者，把传说中的圣言当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绝对真理”者，岂非“封建主义”之残余？孔子及其思想，是供我们读解、体悟和实践的；不是供我们膜拜的。
我们是先在现代社会和知识条件下形成了现代理性能力，然后才据此来重新检视和评判历史信仰形态之得失的。在此理性实践过程之后，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和肯定孔子及其论语。为什么我们要在此分辨《论语》态度形成中之次序呢？因为我们百年来一致抛弃的封建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曾经是把《论语》当成“圣经”的。一方面，我们既然早已采取了现代化的、炎黄子孙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全新生活方向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难道还要接受与所抛弃的制度采取同一意识形态信仰麽？那末问题又在哪里呢？文典的确是同一的，但“读解方式”不同了。所谓“解释学”就是要处理这个古典读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首先是对《论语》“作者”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孔子“身份”的再认识问题。我们的孔子和皇帝时代的孔子，不应该是一回事。对我们来说，孔子首先是“人”，而非（准）“神”。是相当于苏格拉底的“哲人”---伦理学家或伦理学导师，而非服务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孝道”的制令人。请看：《论语》中的孔子乃充满人之心性和追求人间正义的“仁者”，他哪有一点耀武扬威的天神派头。因此我们不应该以任何“祭拜”的方式来对待孔子，而应读其书、行其言。试想，我们能去“祭拜”亚里士多德或祭拜康德麽？祭拜行为本身就包含着“神化孔子”的心理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