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动态报告(1998-1999(2)
2013-09-28 01:12
导读：要的缓冲。此外，关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势力问题，通常都认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远远强于南朝世族。但是作者却发现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禄制和三长制
要的缓冲。此外，关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势力问题，通常都认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远远强于南朝世族。但是作者却发现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禄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为标志，北魏世家大族的主要来源以及王朝的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双家制"的中心开始由乡里转向都邑，宗族失去了稳固的核心，对其成员的约束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逐渐演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同姓聚合体。关于北魏"定四海士族"时涉及到的"四姓"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已故唐长孺先生对此问题有所推动，但是也没有最终解决。作者仔细考辨，认定四姓是指崔、卢、郑、王。这是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概括地说，本书的新贡献最主要地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探明了北朝士族与南朝士族在上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北朝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第二，梳理清楚了北朝皇权发展的基本线索，即：贵族→宗王→皇权。第二方面的贡献虽不是该书的重点，但意义尤大，因为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思维总是被局限在鲜卑族如何由前封建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个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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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刊载了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一文。文章指出，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汉代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文章引入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的概念，从而为研究古代文官等级制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文中论证方法也多有巧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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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还出版了侯旭东所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全书除绪论及结论之外，分为三篇，上篇：《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背景》，中篇：《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研究》，下篇：《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通过大量的排比，作者发现，当时普通民众中流行着多种崇拜对象。观念上对民众触动最大的是六道轮回说。虽然大乘佛教的"众生"观念深入人心，不过信奉这一观念并没有改变信徒"家庭"本位的固有观念。总体上看，一般信徒的佛教信仰不成体系。所接受的佛教诸观念间也多未形成具有内在性的整体，他们所膜拜的尊像与认同的佛教观念间多半不具备教义上的关联。这些固然反映出他们对佛教认识水准不高，但亦说明他们对佛教的接受是经过了个人主观的筛选与组合，并不是简单的全盘收入，体现了一定的主动性。在追求上，由造像记中所展示的种种祈愿看，奉法后信徒的人生取向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两汉时期占据人们头脑核心的现世的追求，如长寿、富贵、子孙繁茂、仕宦速进等已弱化，传统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也一变为正视死亡，乃至超越死亡去追求来生的幸福。与佛教、特别是与个人死后来生有关的问题上升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本土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上，作者指出，佛教东渐时，也受到本土文化的牵制。民众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据已有之观念去理解佛教的教义，并以己之好恶去选择、接受教义，编织自己的信仰。这样，原本系统的教义就被改造成了与之相去甚远的实际信仰。这些新的发现颇具启迪意义。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以往对于宗教史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上层精英社会的宗教理论、宗教实践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则倾其全力，关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这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风貌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作者在书中利用了大量的造像记资料。造像记是指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造像上的铭文。这批资料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因而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此外，参与造像的绝大多数人名不见经传，属下层社会。这恰好弥补了现存文献对下层社会记载的不足。过去研究者对造像记的使用，多是用来印证个别史实，是一种补史模式，而本书作者却是将造像记置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加以考察，所关注的是造像记与传统史籍在整体上的呼应，这在研究方法上属突破之举。《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学界以往大多泛泛认为战乱与佛教昌盛，乃至造像记发达有密切的联系。作者从微观的层面，以十六国北朝为例加以探究，强调当时普通百姓因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且又缺乏象今日这样发达的媒体，所以获取较远地区的信息并不容易，非身在战区，知道战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作者列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例证，《北齐书》记载了天平三年（536）9月13日、18日发生的两次战乱，但出自战乱附近地区的27日的造像记中却全然是一派太平气象。造像记多数祈愿是关于死者来世的幸福归宿、国家的兴盛、家庭的富足、幸福、家人的长寿。1600余种造像记中提到希望四海宁晏、休兵偃甲的仅58例。这说明安宁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战乱的威胁。因此对战乱与佛教昌盛的关系不能估计过高。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思考方式却是颇有新意的。近年来时常可以见到根据今天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来寻找历史研究课题的做法，比如关于古代的业、古代的诸方面的文章就是显例。这些作者大多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古代社会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的特点其实恰好和现代社会完全相反。不注意此点，强行比附，这是造成大量肤浅的应时之作问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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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了阎步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质文论》。作者指出，"质"与"文"概念，在战国秦汉间曾被用于论说原始与文明的差别，文明与进化被描述为一个由"质"而"文"的过程。魏晋以来，人们仍在各个方面广泛地使用这一对概念。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对概念的理解又时有不同，比如儒学之士与玄学名士虽然都在使用这一概念，但儒学之士以经术名教为"质"，斥清谈放诞为"华言繁文"；而玄学名士则以礼法名教为"文"，以合于自然的任情而动为"质"。该文就其本身而言，罗列表面过多，深入分析不够；但是其就研究视角而言，该文又具有积极意义。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对古人所用概念多有关注，而历史研究者在此方面似有所不足。事实上，不同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常有不同，对同一概念也常常赋予不同的含义。从这个视角来看思想、社会的变化，有助于准确解历史的发展进程，有助于避免以今人之观念强加于古人的非历史主义的研究倾向。
本年内出版的《文史》第47辑发表了胡宝国的《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