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2)
2013-10-30 01:21
导读：第三，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和文论在思维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并不追求的清晰严密和理论的系统性，这是一种古典性的思
第三，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过的，中国古代和文论在思维方式上是偏于感悟、综合的直觉思维，并不追求的清晰严密和理论的系统性，这是一种古典性的思维方式。而现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显然更为注重逻辑分析、理论概括及系统建构，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人要求更清晰准确地把握世界的需要，也是进行现代启蒙和大众化的需要，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特质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虽然存在着如上所述的质变与断裂即“异质性”一面，但同样存在着保存与继承关系的另一面。由这种保存与继承发展关系，就决定了新旧两个传统之间必然存在着“同构性”，这种同构性的基点，总的来说就是文论形态与文学精神的性。比如民族文学的特性：尽管在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古代转换成了现代汉语，并且现代汉语中还吸纳了不少外来语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汉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性语言，仍然决定着以此为符码的汉民族文学的根本特点，如民族文学独有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由语言特点决定着的感悟性思维方式，以表意性为主的创作传统，意会式的文学接受习惯等等。现代文论只要还是面对着汉语表达的文学，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汉语表达，就不可能丧失其传统特性。再比如在文学价值观念方面，古代文论中的“尚用”观念，“文以载道”的政教功利主义，经过现代转化，成为启蒙功利主义、文学反映现实认识现实促进变革的革命功利主义；而从体验中寻求人生寄托的观念，经过现代转化而成为对审美解放、审美自由的新追求，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在新的条件下的保存、延伸和发展，从中可以看出新旧传统之间的异质同构性。还有，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精神是注重“性”（与西方文论的注重“科学性”形成对照），即把文学当作艺术对象来研究，注重艺术感悟、艺术品味，追求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乃至文论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态本身也都讲求诗性化、艺术化，那么应当说，这种基本精神在文论的优秀成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并注入了现代性的新质。至于在有些现当代文论中失落甚至背离了这种文学精神，则恰恰是应当认真反思的。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再从中国现当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的关系来看。近百年来中国文论所发生的一切变革，一方面是根源于如上所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变革发展，而另一方面应当说也是在外国文论的介入和影响之下发生的。外国文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影响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异质同构）。这种同构性一方面是缘于文学规律的相通，如毛泽东所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注：毛泽东《同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这就是说作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中外是可以通约的。比如西方历来叙事文学比较发达，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叙事文学理论（如摹仿
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包括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古代文论资源中所缺乏的。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格局与古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抒情言志的文学为主转变为以叙事文学为主（这既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相适应，也受到西方近的直接影响），那么在现代文论建设中较多借鉴吸纳外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戏剧理论等文论资源，就是既自然又合理的事情。“东海西海，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钱钟书《谈艺录·叙》，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本，第1页。）中外一致可以彼此通约同构的某些学理，就未必要强分中西而以“失语”论之。此外，中国现当代文论之于外国文论的同构性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现代性”品格。不管怎么说，近数百年来，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落后性相比，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发展，包括在近现代文学和文论中的发展，确实更体现了一种文明进步，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特别是理论，将这种“现代性”阐发得更彻底更切实更具有实践品格。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从社会改良到社会革命），无不是以西方近现代的变革为参照，也无不是在追求着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的变革转型中同样如此。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致力于从外国近现代文学和文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寻求借鉴，也就包含着从中寻求“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借以推动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即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外文学和文论间在“现代性”追求上的这种通约性与同构性，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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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与外国文论比较而言的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异质性”，显然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那样大，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现代文论本来就借鉴吸纳了外国文论的许多因素，包括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一系列概念范畴。但这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外国文论的翻版，其实二者仍是异质的，这主要表现为民族性的不同。比如西方的“现代性”有西方的特点，而中国在现代转型中所追求的“现代性”，则有中国的特定内涵。从社会转型来说，20世纪前半叶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通过人民民主革命创建新中国；后几十年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和文论，正是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发展的现实而言说的，有时看起来所使用的话语或表现形式是“西式”的，但精神实质是中国现代的，如毛泽东谈到鲁迅的小说时所说：“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
对于曹先生等关于“失语症”的判断，以及试图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实现“话语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注：毛泽东《同
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鲁迅、茅盾、毛泽东等的文论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内涵，与外国文学和文论相比仍是异质性的。看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
三
最后，我们仍然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话题上来。曹顺庆等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命题来加以讨论，其学术立场及逻辑理路已经表述得很清楚：首先是他们针对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状况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患了“失语症”，这主要表现为过多引入了西方文论话语，中国现当代文论成了西方文论一家独白，而中国古代文论在现当代中国却成了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成了学者案头的故纸堆，它不但无法参与现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为了克服这种“失语症”，他们继而提出“话语重建”的命题，具体说也就是要重视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怎样才能实现“话语重建”？他们认为关键是要研究和认识中国文论（指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这几个理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重建”的主张，笔者一直是持保留看法的（当然，对他们执着的学术信念则又是十分尊重的）。不过，对于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言说了上千年的中国文论话语，会在今天完全失效？为什么它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对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认识不够？则又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当然，按曹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