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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自然是——因素、种族——因素、世界观因素、空间——时间因素等等的综合。但是我更愿意指出象形文字的使用对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分析一下波斯、印度、埃及与中国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埃及相同的地方首先是生产方式，两者都是依靠大河的社会，其次是文字，两者同样使用象形文字；而这两点正好与波斯、印度不同，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同的；而这正是两国象征形成熟的重要原因。
依靠大河灌溉的农业社会为何会导致象征型艺术的成熟，黑格尔有一段分析，在他看来，农业社会中十分关注的现象，即出生，成长，死亡以及从死亡中再生，向真正的象征形式提供了合适的内容；因为在一切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里都有一些现象以这种辩证过程作为它们存在的基础，因而可以用来阐明和暗示这种意义。也就是说，生活在农业社会里的人们较为容易地能找到现象和意义之间的某种关联。例如植物的发芽，抽苗，开花，结果；果子烂了，又出现新的种子。太阳在冬天升得很低，在春天就升得高些，直到夏天就升到天顶，此后又下降。人的各个生命阶段，童年、幼年，壮年和老年也表现出这种普遍的过程。这些农业社会里人们最为关注的现象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单凭这种较基本的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意义和它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一致，纯然幻想式的表现方式就被抛弃了，于是就出现了对象征形象合式与否的考虑和经过思考的选择……因此，比在最初阶段所看到的调和得较好的统一体再现出来了。”[xiv]
然而，象形文字对象征形艺术形成的影响就更大。因为象形文字很大一部分本身即是象征的，即用实物形状来表达意义，表达的不是这实物本身而是与它相关联的一种普遍意义。在汉字的造字六法中，会意字无疑是象征方式的范例，如“旦”，用日出于地的形象象征一普遍意义——早晨，以“止戈”这一形象象征一抽象的属性——“武”等等。即便是象形，也是一种象征，因为它所画的形状并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实物，而是实物抽象的属名。另一种方法是与实物名称同音的字来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这在中国的文字语言中也很常见。如以“丝”代表“思”，“碑”代表“悲”，蝙蝠代表“福”之类。
象形文字的发明与运用大大提高了对思维性的要求。象形文字的发明需要事物的同一性原则得到确立，如果一个事物可以无限的变形，既可以是此一事物，又可以是彼一事物，可以同时存在或不存在，那就会使文字意义的确定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们就无法交流，也就失去了发明文字的意义。所以，象形文字使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思维的同一性原则必须得到确立。另外，中国象形文字中几种最主要的造字法，如象形、会意、指示等，都必须对事物的意义有明晰的了解与把握，对于指示这些意义的形象则必须是确定的。一个象形文字，往往就是定性的意义与明确的形象两者真正的结合。即便是形声字，也必须对所表达事物的属性与分类有明确的了解与把握，如“汔”属水，“棒”属木，“轨”属车等，都表明了对这些事物属性的一种确定的理解。所以，象形文字的发明与运用是在思维具有一定逻辑性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然而，形象与意义的定性和契合，在某种程度上却消弱了变幻无穷的想象力，使得不受拘束的幻想折断了它的翅膀，神话的产生因此受到了阻碍。
另外，象形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无疑培养了抓住事物特征忽略细节的观察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概括能力。因为象形文字必须以最简约、最能概括事物特征的方式来表现事物，它要求创造者必须芟除繁缛的枝枝叉叉，忽略无关大局的细枝末节，最迅捷地抓住事物的根本与特点，使此事物与彼事物区别，以便使人们一望而知所它所表达的是什么意义。这就训练了人们对特点、核心乃至本质的把握，提高了对事物的概括能力，相应的，也就造成了观察上具体性程度的降低。这以后，、中的一系列命题，如中国哲学中的“得意忘言”，“遗形取神”等理论，“画龙点睛”等传说，均是这种思维特性的产物。
第四，与表音文字相比，象形文字无疑对人格化的普遍运用有不利的影响。表音文字可以很方便地将任何事物人格化。如在梵语中，sū的意义为“产生”，加后缀变成Savitr便完成了人格化，意为产生者；dha意为“确立”，加后缀成为Dhartar，意为“维系者”，变形成为Tratar，意为“捍卫者”，等等。如此方便的转换，特别容易引起马克斯·缪勒（Max.Müller）所说的“语言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人格化的过程。而对象形文字来讲，意义一旦确定，在文字传承的过程中，要有所变异相对来说要艰难得多。尤其是，中没有特定的人格化的语法现象，这使得人格化的普遍运用受到阻碍。
综上所述，象形文字的产生与运用是神话思维的大敌。自从象形文字产生，文字传承取代了语言传承之后，神话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消亡的过程。因为，受过文字训练的人们的思维有了很大的改变与提高，这使得神话在记录过程中必然会被选择、被改变，最终被理性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埃及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埃及原本是一个神话大国，但是，现存埃及神话在文献记载中变得十分匮乏，支离破碎，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片断的记载来重新构拟其神话系统。为什么，因为埃及同样使用象形文字。这表明，象形文字的发明即使不是神话消亡的决定性原因的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i] 见《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和图腾主义》，收入《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1页。当然，这里的中国神话，主要是指汉族的上古神话。
[ii] 见《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序言》（第4页）、《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和图腾主义》（第1页）、《现代中国民间宗教的商代基础》（76-91页）等章节。
[iii] 这一观点源自于张光直的《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收入《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92-493页。
[iv] 见拙作《中国神话形成的途径——历史神话化》，《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又收入《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8年，第54-69页。
[v] 可以参看的专著有苗启明《原始思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文英《原始思维的机制与原始文化之谜》，济南，《文史哲》1988年第1期；郭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陈孟麟《从类概念的产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刘文英《原始思维怎样走向逻辑化》，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7期。《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辑结构与认识功能》，《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刘文英，《论原始思维的类化意象》，载《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刘蔚华《原始思维的进化》，《齐鲁学刊》1985年第6期。张尧官《人类意识发展的系统分析》，《哲学研究》，1982年第5期。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始思维发生学研究导论》《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托波罗夫《神秘的数字》，《民间论坛》1985年第4期。《数：科学的语言》，商务印书馆，1985年
[vi]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页。
[vii] 转引自里博《扩散想象》，收入蒋孔阳主编《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美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5页。
[viii] 彭毅搜集了《山海经》中八个“变化”的例子，出上述结论。见《诸神示象——〈山海经〉神话资料中的万物灵迹》，台北，《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6月，第24-25页。
[ix]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现代中国民间宗教的商代基础》，第77-78页。
[x] 西汉以前的至上神发展历史，可参见拙作《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洪叶文化公司1998年，第81-130页。
[xi] 具体例证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6-109页。
[xii] 具体例证见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5页。
[xiii] 见《野性的思维》，第8-9页。
[xiv] 《美学》第二卷，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