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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诗歌在风格上的特点
中国诗歌在风格上容有差异，但“平淡简远”一直是贯穿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理想的主流风格，却是无有疑义的。如“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梅尧臣《读邵不疑诗卷》），“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也许有人会说，“含蓄”亦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主流风格，以“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为诗教，刘勰把“典雅”置于“八体”（《文心雕龙?体性》）之首，都表明有贵含蓄之意。“温柔敦厚”和“典雅”虽有“含蓄”之意，但尚不是含蓄的极致，因为“温柔敦厚”和“典雅”都有“庄重”之意，这还是在“有”的领域，“有”便有徼向性即有限制性，其蕴涵性便不大，这便是“常有欲以观其徼”（《?第一章》。而“平淡简远”已趋向“无”的领域，这里没有限制性，其蕴涵性便随之而大，这便是“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第一章》）。正因为如此，讲“达于孔乐之原（本）”的最高境界是“行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孔子闲居》）。礼乐之本的蕴涵性靠什么来表现呢？就靠“行三无”，因为“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蕴涵性是最大的，有无限的妙用。可见，诗歌的“含蓄”只有在“平淡简远”中表现才能尽其性，唯有这样，“含蓄”才不至于滑入“沉密”，而是“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朱熹《跋刘叔通诗卷》）；而“平淡简远”亦不至于流于“浅近”，而是“始皆极于高远，而率反就于平实”（朱熹《张南轩文集序》），因此，可以说，“平淡简远”的风格，是中国诗歌的极致。那么，这样的一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这并不是诗人主动的艺术追求，而是中国“诗言志”的传统决定的。我们知道，“诗言志”中的“志”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但这个境界并不是一个阴暗沉浊的“密窟”，而是一团简易轻盈的气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无何有之乡”。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即是说，一个仁者的境界决不在于言语的机窍隐密和色彩的华茂浓郁，若借用的话说，仁者的境界应该是“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的。这种境界若由诗呈现出来，由于其生白敞亮，诗的风格必定平淡简远，又因为这个生白的“虚室”并非是一眼望穿的空寂寂，而是有无限蕴涵性的坦荡荡，故诗的风格又必定是含蓄温润的。这样，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便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艺术风格的不同不是趣味的不同，而是修养工夫的高下。审美趣味可以有争论甚至冲突，但修养工夫不能有争议更无冲突，你达不到更高层次的艺术风格，只是你修养的工夫不到，因此，你欲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便不能只在艺术本身上去强探力索，非得老老实实地做修养的工夫不可，这便是刘彦和“真宰弗存，翩其反矣”之说（《文心雕龙?情采》），亦是陆放翁“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之谓，你若以审美趣味的不同为藉口而在艺术上固步自封，这决不只是一个艺术上的追求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为你甘愿生命沉沦，境界低下。这便是中国诗学实践性的究竟了义。
注释：
（1）（2）（3）（4）（6）（7）（8）（9）（10）(25) 马克·爱德蒙森《对抗》，王柏华、马晓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6、7、10、8、8、11、12、10页
（5）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1页。
（1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陈水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0页。
（12）（13）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3、166页。
（1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15）卢梭《论科学和艺术》、《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16）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是此意。
（17）（18）（20）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249、370页。
（19）（2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学》，选自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8页。
（22）（23）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228页。
（2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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