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2)
2014-03-02 01:16
导读:和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
和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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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也深受影响。非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和对信息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成为科学界和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抹杀各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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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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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如狭隘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格格不入),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美好世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文化间的“误读”与冲突。这不仅阻碍了人类共识的形成,甚至造成新的冷战意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必须扭转,只有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双赢双利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客观地说,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秩序的合理化进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梦想或幽灵,仍有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到的启示是:第一,文化发展的强大根基是经济实力乃至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科技、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