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与西方汉学网(2)

                 （三）

陈启云教授为中国科学院所1995年1月举办的“国际汉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历史上“中古时代”分期的观念问题》[4] 介绍了近年的封建制中世纪研究。

陈启云说，布洛克以后研究封建制的学者以美国的拉什顿·库尔本（Rushton Coulborn）最重要，他编写了《历史上的封建制》(Feudalism in History)，谈到中国。库尔本坚持只有西周社会为封建制，他借助卜德谨慎的论述，强调魏晋时代无论怎样具备各种因素，但封建制并没有真正出现。库尔本使我们看到了不治汉学的欧者的倾向。

笔者看到的里另一位明确否定中国有封建制的是日本学者梅棹忠夫。人们常用“同文同种”表示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渊源，从这个角度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和欧美汉学不是同一事物，但是布洛克强调日本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制；而且，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展充分；在文化上，日本人用不亚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研究，当今的日本学术已相当西化。欧美学者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吸取很多，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指出韩术比日本更接近中国。

梅棹忠夫在20世纪50年代考察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形成了“文明的生态史观”，[5] 他把旧大陆即亚、欧、非三洲划分为两类地区，第一地区是旧大陆的两极西欧和日本，共同点是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可谓天然大农场；都经历了封建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地区有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地域辽阔，显著特点是从东北斜向西南，有一个巨大的干旱地带，古代文明不约而同都在干旱地带的正中及边缘的干草原出现。第二地区的历史进程也有共同点，古代文明灿烂，构成复杂，盛行均分继承，封建制基础崩溃。梅棹忠夫强调他的生态史观“不过是对文化素材的原产地的体会与品味”。但是这种亲身经历和观察非常重要，何炳棣响应致力于远古史的潮流、从明清史返回探究起源的时候，首先就指出，法国汉学家当年以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为基地，把水稻、稻饭羹鱼的饮食模式和亚热带自然特点作为中国古文经典的背景，产生的认识焦点模糊，语焉不详。只有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才能与古文献记载的植被黍、粟、稷等对应起来。[6]

梅棹忠夫最终的结论是用不同的生态解释不同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是应凭借资产阶级革命加以清算的封建制这一制度是不曾存在的。”“第一地区与第二地区的划分，与革命以前的体制是否存在封建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见注5）

                 （四）

陈启云深刻赞同卜德以皇帝制度的再次确立为重要标准考察魏晋南北朝史。事实上大多数汉学家借助卜德的论述确立了用西方中世纪研究学养研究东汉魏晋的方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章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作者伊沛霞（Patrica Budkley Ebrey，已译为“帕特里夏·埃伯里”）[7] 描述了豪族的大庄园和依附增多、生产庄园化、农民农奴化的显著特点，指出中央王权式微的中世纪特征始于东汉后期。豪强破坏了皇帝直接向每一个农户征收税役的扁平式社会结构，形成一种与朝廷争夺基层社会的力量，成为世家大族、门阀贵族的前身，加速了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再加上南方经济和非正统思想给北方政权带来的冲击，这些都与西方学者理解的中世纪特征相符。按照梅棹忠夫和库尔本的标准，中世纪的中国没有封建主，不过卜德引用德国学者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的论述，确定中世纪中国可称为“绅士社会”，绅士们从地主变成学者-官员，家族成员分别住在庄园和城市，以便随政治秩序的不同而取灵活变通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不具有欧洲封建主的政治身份，这个阶层在士农四个社会成分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到了帝国后期，常处于向下流动的趋势之中。

伊沛霞等欧美学者在宏观认识上较多地接受了日本学者比如内藤湖南的论述。内藤认为只有在中唐科举制确立、皇帝制度得到与之相配的文官来源以后，贵族政治才走向终结。集内藤史学之大成的宫崎市定提出四分中国史：1、秦汉帝国统一时代；2、特殊的贵族时代、不统一时代，但与欧洲封建制不完全相同；3、唐——宋及以后的独裁时代，这种模式为中国独有，最代表中国；4、时代。[8] 伊沛霞的前辈接受这种论述的，有美国的费正清、赖肖尔（Edwin D. Reischauer）、英国的伊懋可 (Mark Elvin)、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德国的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中国的钱穆、王桐龄、冀朝鼎等（见注4和注8）。

伊沛霞这一代人还特别重视谷川道雄的“共同体”[9] 理论。这个概念源于德语，谷川认为它可做超越阶级划分的解释个体农民和地主之间、个体农民之间关系的工具性概念，在生产力不高、生存条件恶劣、国家的恩惠远不可及时，望族以维护自耕农的独立生活为目标，与农户形成一种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学理上和概念内涵看，官僚制度和封建制形成一个悖论，而秦汉史的史实恰好与这个悖论相配。先秦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同时具有朝奴隶社会和朝封建制发展的两种倾向。不仅如此，政治学、角度以外的汉学取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古代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递进关系，虽然也可从中国看到这种倾向，但递进的趋势较弱，更多地表现为杂糅之状，很难催生现代科学。也就是说，从欧洲史一般法则引伸出来的概念和规律用于中国古代时会有罩不住的感觉，有跨不过去的障碍。当然并不等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这种悖论现象，或注意到了，也不一定追究此事。中国学者早年曾展开社会史论战，后来演变为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奴隶制，二是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令笔者困惑不解的是，在封建制问题上，如果完全从学理出发，汉学家总的倾向是从严掌握，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几年以前，为什么有些汉学家热衷于把“市民社会”、“独立空间”等概念用于帝国后期？是否由于用这些概念考察另类的异国情势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更有兴趣？这一股潮流又是怎样收场的？

搞清楚欧美学者使用的概念内涵及用它们清理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路，揭示其中的悖论，有助于开放思路，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有时提出问题也是一种成就。

欧美学者在追究中国问题时还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眼光，因此会提出一些在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注意表现中国古人原始思维的资料，注意中国古人的选择，为什么在宜农宜牧的地区只发展种植业？中国古代文化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在这种环境里产生的原始农业有什么上、理论上的联系？史学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思想语境中产生？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什么设计和选择某种制度？维系中国社会的宗法和礼仪制度及观念、习俗，给历史不太悠久不太连续的西人带来什么启示，可被今天借鉴？高低不同的文明撞在一起时，影响力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有的学者则注重对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史实进行解说和新的建构。他们严肃的思考和质疑给中国学术增加了难得的学养，中国史料也有能力给西方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1] H.G.Crell: Th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China: The Origin of the Hsien.  John A.Harrison ed: CHINA.Enduring Scholarship Selected From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__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41__1971. 参见（美）顾立雅著、杨品泉摘译：《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

[2] 根据笔者的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3] Derk Bodde: Feudalism in China. 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Charles Le Blanc and Dorothy Bore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1981.

[4] 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 （日）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6]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

[7]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8] The Pattern of Chinese History Cycles, Development, or Stagnation?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Meskill D.C. Heath Company,1965 穆四基编：《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发展还是停滞不前？》

[9] Tanigawa Joshua Fogel tr :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ocal “ Communi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纪社会与地方共同体》（即将有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