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历史与建构文化身份——浅析台湾原住民论(2)

　　二、口传与原住民的重构

　　族群历史是一个的命脉根源与力量存续的依据，象征着一个共同体的命运史。而由这个历史建构起来的思维体系，如对人类生命的起源、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生活方式的渊源、对事物的命名习惯都会因与其它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原住民由其独特经验建构起一套解释世界的，于是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笑话谚语、诗歌对唱等口传文学成为了原住民族历史的重要构成。重构历史的努力有多种方式，例如以回忆的方式来重新认识族群，亚荣隆·撒可努的《小米的故事》、霍斯陆曼·伐伐的年我们祭拜祖灵》、白兹-牟固的《亲爱的Ak’i，请您不要生气》叙写了一篇篇往事深情；除了以回忆的方式来重构历史外，描绘原住民独特的风光的作品也占有一席之地。像亚荣隆·撒可努的《走风的人》和白兹·牟固的《亲爱的Ak’i，请您不要生气》都描绘了原住民独特的生活经验与习俗，夏曼·蓝波安和霍斯陆曼·伐伐都对原住民的山海世界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描绘。夏曼·蓝波安的作品就很好地表述了原住民族的独特经验与海洋的特异性，如原住民的禁忌：“六月之后，把你们晒好的飞鱼干收藏好，迨九、十月之月圆之日，你们务必要把晒干的鱼干全部吃完。……第二天，若有剩余的鱼干时，皆要全部丢弃，不能存留几尾鱼干。”这个禁忌与达悟族对自然的认识有关。每年夏天飞鱼汛期会至，达悟族人开始捕飞鱼，而到中秋的时候飞鱼汛期结束，达悟族人就改成捕捉其他种类的鱼，让来此过冬的飞鱼休养生息。夏曼·蓝波安通过对这种禁忌的描写体现了达悟族人对飞鱼习性的了解，也体现了他们的生产、消费观念。

　　在此，选择口传文学为主要对象，探讨原住民如何通过口传文学确认自己的历史，保护自身不可剥夺的阐释权，从而实现对文化身份的认知与定位。巴苏亚·博伊哲努在其《原住民的口传文学》肯定了这种口传文学的重要性：“口传文学在传统的原住民中，原具有的功能，不仅是娱乐的工具，同时它也是各族群历史文化的结晶，藉由这些口传文学内涵的重述或诵唱，往往足以激励情志、鼓舞精神”，“叙事性口传文学与群体历史紧密结合并渗透至文化，作全面性的机能发韧，在各个不同族群或部族的文化探索中，皆能找到具体的例证……叙事性口传文学由于其典型塑造、形象鲜明、想象丰富与变异性、集体性、开放性、口头性和多维表现模式等特征，成为具体运转部落组成机体及内蕴的有效系统。”叫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多，比如有鲁凯族奥威尼·卡露斯的《云豹的传人》、达悟族夏本奇伯爱雅的《钓到雨鞋的雅美人》与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神话》、布农族霍斯陆曼·伐伐的《玉山的生命精灵》、余锦虎与欧阳玉合着的《神话·祭仪·布农人》、卑南族曾建次编译的《祖灵的脚步》等等，都是作者有意去收集了即将散失的口传文化记忆，抢救自身族群失落的记忆。

　　口传文学与文字记录传统的意义得到原住民作家们的肯定。首先它有助于改变“污名”的历史。口传历史把真正的原住民历史给予忠实的还原，把原先由强势文化所认定的野蛮与落后，用自己的族群经验以正确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有利于观察到族群中的人民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秩序，更有利于消除外界对原住民的误解与歧视。如出草习俗，达利·卡给就以“当地人”视野阐释了其所蕴含的文化背景：“昔人常言出草，其实出草也者，出战猎人头之谓也。但出草绝不可为无谓之杀人。故部落有所谓‘无仇怨绝不可胡乱杀人，违者必遭天罚’一语。高砂族以此语严格禁制冒犯者。但尚加有一书谓：‘为防御他族侵犯，则不在此限制之列。’乃因即使不出草杀人，仍常有战事发生，每发生战事，高砂族便以猎得敌首多少为立功依据，遂相沿成习。”“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把原来由于强势文化所形塑的文化身份得到重新的解放，更由于这类书写的存在改变了原住民“无声”的历史。原住民族开始用自己的声音来阐释自己理解的世界，打破强势文化所占据的独一无二的阐释地位。

　　其次，对历史的重构还有助于原住民族传统的接续，增强原住民族文化自信心。夏曼·蓝波安在描述他小学三年级受到汉人老师的教训，原因只是由于他在时把太阳“下山”的填空答案写成了“下海”，甚至对他说：“你们这些‘野蛮的小孩’，书里写什么你们就写什么，笨哪，你们这些蛮子。”夏曼·蓝波安对此惊愕：“实际上，在我们认知的里太阳不是‘下山’而是‘下海’。我们笨吗?非也，汉人住在我们的岛屿几十年，有哪位能说我们的呢，他们一点也不聪明。”由于生活经验的不一致，导致对世界认知的不同，然而当时的政府却不注重保护这种独特的民族经验，也不重视对原住民族的传统与教育的保护，反而是从沙文主义角度，强行推进现代教育制度，用强势文化的经验取代原住民族文化经验，从而使原住民族的文化感受发生变化，导致其对自己文化历史认知的错位。口传文学就是要重新把族群历史与文化记忆唤醒，增强族群的自我认知与文化自信心。奥威尼·卡露斯在《云豹的传人》中就明确表达了对这种传统的珍惜：“要深入的是鲁凯民族的生活、历史与文化，尤其是他们的感情和精神世界。……因此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我鲁凯的族人能感知已在历史的黄昏里，回头一瞥这片美丽的山河，然后试着从百合般的文化精神资产，缅怀祖先并疼惜自己。”夏曼·蓝波安则在《黑色的翅膀》里，借用部落小孩之口，表达了对学校老师强行推用强势文化的不满：“学校的老师又不会说这些故事给我们听。”他通过描写这些不愿意到学校上课的孩子再现与表达达悟族人不同的思维与性格。而余锦虎与欧阳玉合著的《神话·祭仪·布农人》则表达了对文化传承的关心与对原住民族坚守下去的信心：“《神话·祭仪·布农人》这本书……希望能保留逐渐凋零失传的文化，探究这些文化仪式背后所赋予的意义，并以此为根源让布农族的得以继续发扬流传。……文化因不了解而被排斥，因被轻忽而逐渐消逝，却因敞开心胸而获得重生的机会，愿布农文化能有阳光的一天。”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从中一览无遗。这是原住民族重新确认自己文化主体尊严与认同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