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到门格尔再到哈耶克：苏格兰启蒙运动传(2)

F. A. 哈耶克

到了20世纪，哈耶克将此又推进了一步。他对这些思想的扩展沿着两条路径：首先，他为自发秩序概念，或者更宽泛些说，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认识论论说，苏格兰思想家和门格尔著作中隐含有此一点但却都未曾明确阐述过。第二，他澄清了经济制度，尤其是市场价格，在形成市场的自发秩序过程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

哈耶克对自由主义传统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从认识论上强调人类有意识地设计和指导我们的制度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能力之局限性。在哈耶克 看来(1945: 77)，创造经济或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困境

在于如下事实：我们需要运用的关于我们的处境的知识，永远不可能以集中的、整合的形态存在，相反，这些知识总是掌握在分立的个人手里，散乱的、不完整的、并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换句话说，要想清楚地了解资源应如何分配，或者是知道哪些社会习惯或规范效果最佳，我们就必须尽量把分立的个人、家庭或企业掌握的大量散乱、零碎的知识汇集于一处。哈耶克的论点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能只是集中到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手里，然而由他们判定好坏优劣。与此相反，应该建立一套制度，使知识的拥有者能使他们的知识为社会所用，他人可据以制订自己的计划、追求自己的目标。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经济秩序问题实际上是某种沟通交流的问题。人之为人，就在于其局部的、断续的、并且经常是错误的知识。我们需要某种沟通交流的渠道，以使我们能互相学习，透过这种学习过程，就可以逐渐找到做事的较优办法。显然，这一观点跟我们前述斯密的洞见符若合契，也即交换就是理性和言说之扩展。[4]

不过，哈耶克在更多层面上深化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二战后的著述中，他进一步论述了，比如像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这一类必备的知识，是一种无法通过统计报表或语言进行交流的知识。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在反对毫无保留地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秩序问题，哈耶克指出，像经济统计学之类所谓客观的、articulatable的知识，绝非关于经济行为的唯一的知识。1945年他首次明确提到这一点， 当时他强调了“关于时间与地点之详情的知识”作用(1945: 80)，在哈耶克看来，这类知识是不能脱离背景的。在晚年著作中，他又指出，此类知识经常是默会的知识，不可言传的知识。

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指那些我们有所知晓，但却不能明确表达的知识。举例来说，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已经处理许多相当复杂的物理方程，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会琢磨如何解这些方程。或者举一个更现实的例子，想想小孩子是怎样并没有点关于语法规则的概念上的知识，却能说出语法上无可挑剔的句子。这就是Gilbert Ryle对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所做的著名的区分。这类知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问题就在于找到某种途径，使这类知识能与他人交流分享，使他们也得以运用这些知识，当然，很显然我们并没有通过正常的语言或数学来做到这一点。

哈耶克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至少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在良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竞争就提供了进行这种交流沟通的途径。下面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他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他认为，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可以认为就是体现着社会普遍容易接受的默会知识。 当人们进行买卖决策时，他们就是在通过行为，而不是书写或说出的话语、数字，来进行沟通交流他们自己对于这一正在讨论的物品的知识和偏好。价格在这一或那一方向的运动，就提供了见解地获取他人知识的途径，借此我们就可以协调于他人的行为，而毋须某一中央集权机构的指导。1945年，哈耶克就指出， (1945: 86)，市场价格形成了某种解决方案，也许某一单个人在掌握了全部信息（这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后，也能形成，然而事实上，这些信息是分散在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中的。换句话说，价格体系能使我们透过使自己投身于某一制度性过程中，超越我们自己知识之不可避免的零散、contextuality、及不易言传，从而自发地形成秩序

苏格兰传统论制度（Institutions）的作用

制度就成了苏格兰传统之当代研究的关键。[5] 诚如斯密、 门格尔、哈耶克所指出的，由于现代社会巨大的规模和匿名性（anonymity），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很难了解他人的详细具体的知识，我们就需要通过社会规范、规则和制度这种办法，来调整我们的行为。用Ludwig Lachmann (1971: 50)的话说，制度，在西方传统中被理解为

能使我们每个人依赖于其他成千上万的并不认识的他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对他们的个人的意图和计划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制度是社会的交叉点（nodal points of society），调整成百上千万人的行为，大家就不用再费心地获取和理解关于他人的详尽的知识，也同样能形成他们对未来行为的一个个具体的预期。

Lachmann把制度的作用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分立的、有具体背景的知识（divided and contextualized knowledge）联系了起来。Lachmann指出，Weber的制度理论就是我们倾向于把所有的经济社会制度，都看作是使我们的分散的和经常是默会的知识能为社会所用的某种沟通交流过程。

现代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制度的这一方面，制度被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性知识的总和” (Langlois 1986a: 237)。因此，制度缩小了我们为了行事成功而必须了解的东西的范围。制度能使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作出更准确的预期，即使我们并不掌握关于他们的详尽的知识。比如，如果人人都同意（不管是明确同意还是默许）了某种惯例，我们就不必胡乱猜测其他参与者（out-guess or out-strategize other actors）。这一所谓的合作难题（coordination problems）的经典例子是靠道路哪边走。关键是所有人都同意，至于到底做何选择倒并不重要。而确立了这么一个规则后，我们就不必每次上路时都要算计一番。据此，制度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排除社会交往中很多不必要的协商过程，从而使我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那些商没有制度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中去：

较高水平的制度的存在，可以使环境保持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中的熵（ environmental entropy），从而可以释放出更多行动的熵（behavioral entropy），用于制度化水平较低的领域。在一个稳定的政权下，代理人拥有很高的可靠性，他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可靠性比较低的地方。(Langlois 1986b: 186-87).

正是通过这些合作规范（coordinative nodes），制度简化了实行我们的计划所需要的知识， 提高我们圆满完成这些计划的能力。

这一传统进一步感兴趣的是制度如何生成的问题。简而言之，制度是作为成功的个体按照规则采取的行动之无意识的产物而出现的。制度不仅仅推动更广泛的社会秩序的的生成，它们本身就是某种自发的秩序。个人为增加自己福利而制定行动的计划并努力地贯彻实施。个人会继续运用那些获得成功的行为模式，并将其看作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如何行动的“行动准则”。如果那些成功的计划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被他人观察到，他们就会加以效法，从而按此一方式行事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这种模仿过程继续，，随着运用这一方式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就知道可以预期别人也采取同样的行为。遵守这些规则的人越来越多，则这些规则就对潜在的其他参与者更有吸引力，因为，遵守者越多，就意味着运用这些规则预测别人行为的人的机会更多， 从而更有可能增加合作的收益[6]。待到上面讨论的这些行为者非常广泛普遍，我们就可以说“普遍接受了”，这时的规则就成了社会制度。Lachmann (1971: 68) 如此说明这一过程：

所以，成功的计划逐渐凝固为制度…….在任何地方，对成功者的模仿都是最重要的形式，透过这种模仿，本来是少数精英运用的方法成了群众的财富……制度是前辈探索成就的积淀，从中我们也能得到好处。

显然，这正是对上文讨论的门格尔货币起源理论的更一般化的表述。

只要这种制度一出现，它即使不限制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重重约束我们的行为。我们出生到某一社会，就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规范、规则和制度，我们在小时候就得社会化。我们的学会根据那些系统的惯例来对他人的行为作出预期。诚如当代关于制度的文献所指出的，制度通过限制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确实使我们能更轻松地准确预期他人的行为。所有人都必须靠右走（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从另议个角度看，它也使我们更自由，因为它使我们不必每次上路前点算计别人将靠哪边走。

像语言、货币这样的更重要的制度具有同样的效果。“生于”某一种语言使我们能透过此一语言看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抛开”（get outside）语言去看没有语言的“本体”（ reality）。当然这种表面看起来的制约，实际上对我们是解放，因为语言的规整能够促进交流。货币以及市场制度也同样如此。货币交换类似于语言，即对我们是个制约，但也使我们得以思考“价值”和其他经济学概念。交换与语言和交流之间的关联正是苏格兰传统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

苏格兰启蒙运动论人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常提到Veblen(1919: 73)笔下世纪之交的新自由主义（neoclassical）经济学关于人的观念的著名的描述

根据享乐主义思想，人就是时时刻刻都算计快乐与痛苦，就像一个在的刺激物的刺激下、快乐欲望驱动的均匀的水珠一样，完全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移动。他自己则始终没有任何变化。他既无前因，也无后果。他是完全孤立的、永不再改变的人……...

Veblen试图批评性把新出现的经济学描述为用牛顿式、机械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应该用更具有进化性的、制度性的方法（a more 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ly）取代这种方法。

确实，当代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人性假设基本上类似于Veblen对于人性的描述，这一点经常受到其批评家的嘲笑。但是，在正确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所持人的观念中存在问题后，一下子就得出结论说，所有坚守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都持这种观点，却是大错特错了。苏格兰传统就提供了关于人的全然不同的一副图景，这副图景可以说更准确了描述了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生活。

诚如Richard Langois (1986c: 4)所指出的，Veblen的批评的讽刺之处在于，恰恰是他的攻击目标之一门格尔，“为非常富有成效的研究演进的和制度性的（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像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把看不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一样，Veblen也把边际革命学者看成铁板一块，结果，Veblen就从来没有认识到，他所攻击的人性观念，与其说是门格尔的，倒不如说是Jevons或Walsras的(Jaffe 1976: 521)。

再来看看我们前面所探讨过人类形成于制度的思想，则这种观点就更显豁了。显然，根据这种制度的观点，人类绝不可能是原子化的，超级理性的（ hyper-rational），一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ers）。相反，参与者正是他们运作于其中的制度的产物。我们毋须为这些加之于我们的限制而徒然伤悲，或者幻想某一天我们可以摆脱一切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完全自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同样是那些限制约束，事实上却是解放的力量。在一个知识总是分散的、零碎的和默会的世界上，制度是形成任何一种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人类永远是社会的产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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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人并不秉赋什么超级理性，相反，他们总是出错，并且常常是短视的，时时需要他人所拥有的知识的指导。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是具体的（contextual）、零碎的、靠不住的、且常常是无法言传的。如哈耶克晚年著作所提出的，即就是他们的理性能力本身，也是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 (哈耶克 1988)的产物。Jaffe (1976: 521)对门格尔思想中人的描述就合乎这一传统：

如门格尔所观察到的，人，远不是什么利益的算计者，而是某种装模作样的、老出错的、消息闭塞的被创造物，饱受不确定性的折磨，永远在诱人的希望和无法忘怀的恐惧之中徘徊……

在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中，人类绝不是原子化的，也绝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事实上，批评者所谓的“原子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如果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脱离其他人或是人类制度而存在”，那么按此一传统思想家所持上述对人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976 [1759])中，斯密指明人类道德的基础正是同情的能力。门格尔所理解的人则是由他运作于其中的制度性条件（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所塑造的。在哈耶克那儿也很明白，人并非Veblen的批评所总结的是互相隔绝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者。

哈耶克 (1946: 13)写到，苏格兰伦理学者讲到“利己”这个词时是指下面的意 思：

但是，这些词[自爱或自利（self-love or selfish interests）]并不是指狭义的自我中心，而是指某个具体人的比较直接的需求。“自我”实际上是指一个人要关心照顾的对象，理所当然地就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如果也包括该人事实上关心的任何人或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区别。

紧接着，哈耶克 (1946: 14)又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人是利己的：

比这种道德态度远为重要的……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知识上的事实，对此没人可以改变，它也足可以构成个人主义哲学家得出结论的根据，这一事实就是，由于人的知识和兴趣受到制度的约束，他只能了解整个社会的极小一部分，能促使他行动的，就是他的行动对他所熟悉的领域（sphere he knows）产生直接的影响。

“他熟悉的领域”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家庭、朋友之类的东西，而绝不仅仅只指狭隘的“自己”。“他了解的领域”这一洞见也可以追溯到斯密，他分析了人们如何与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和不怎么熟悉的人打交道。在我们与自己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打交道时，我们会很容易地就能预想他们的感受、反应，并且能很容易作出相关的反应，而当我们跟陌生一些的人打交道时，就没有这种轻松了。

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他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一点也不迷信人类的理性能力。事实上，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倒是坚信我们的不可避免的无知。恰恰因为我们的知识只是尝试性的、零碎的和不可言传的，所谓我们才需要依靠自发演进的社会制度，才能生成社会之秩序。自发形成秩序的过程就是交流沟通的过程，它能使我们超越我们对于世界的的非常狭隘的和片面的看法，而得以运用他人拥有的同样是狭隘、片面，但却跟我们的不同的知识。因此，在苏格兰传统中，最具有的“理性”的，并非是个人，而毋宁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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