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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论析(1)(2)

2014-10-02 01:15
导读: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提出:政治上要团结和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要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1982年7月
  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提出:政治上要团结和信任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要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1982年7月1日,陈云专门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强调要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些人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工作主要靠他们来做。因此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利国利民的,也是符合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的。陈云提出:要把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看作是基本建设中的最基本的建设,要不惜代价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第四,忧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建设能否协调一致。早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就支持马寅初先生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会议期间,马寅初提出的人口理论受到了一些人责难,陈云在一个便签纸上写下‘气可鼓而不可泄’七个字,托人带给马寅初”。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次全会上,陈云提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1979年6月,陈云在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人口是爆炸性的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只准一个”。“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到了80年代初,我国的人口压力更加严重。1980年6月14日、15日,陈云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写信,提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与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是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力推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不断完善。
  工业文明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的问题。1979年6月17日,陈云写信给李先念和姚依林,指出:“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1年9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有些问题必须考虑长期计划。比如,水的问题”。“水资源短缺,在我国北方是个大问题。”“总之,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解决城市中的污染问题,从长远看,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工厂里头早投资比后来补上去省得多。”此后,陈云多次呼吁重视这些问题,提出:一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加大投资比例;三是加大落实力度,反复督促检查,层层落实责任。1990年6月6日,陈云在一篇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上批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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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忧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中国又将回到一盘散沙的年代。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一,忧党的作风。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建设面临新的严峻考验。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针对党风状况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陈云进一步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的,但因谋私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此,陈云向全党发出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要“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只有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陈云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第二,忧共产党能否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能否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个党是否确立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执政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的前提是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这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陈云提出:“长期规划中要考虑如何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搞经济建设,最终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见,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三,忧党的干部队伍老化。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重新走上中央领导核心的岗位,主管组织工作和纪检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给干部队伍的破坏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为此,陈云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因为:提拔少了不够用。关于提拔干部的标准,陈云认为:一要坚持“德才兼备”。“才干固然重要,但德还是第一。”二要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三是“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
  第四,忧党的宣传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陈云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11月前后,陈云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宣传上要有人把关。”陈云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
  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具牢牢抓住,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陈云提出: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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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忧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陈云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动议。这既是考虑到当时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的实情,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他们摆脱日常小事,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更是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陈云提出:“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陈云要求:要正确处理领袖与党员群众的关系,既要重视领袖的作用,又不要夸大领袖的作用;既要崇敬、热爱领袖,又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把领袖神化。
  通过党内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陈云深切感到要发扬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他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老革命家,陈云对于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从他所提出的许多意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越是长期执政,越是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三、晚年陈云忧患意识的特点
  
  第一,清醒的危机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所“忧”之“患”,就是一种危机,一种困境。陈云的忧患意识就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性、曲折性以及事物发展运动的规律性保持清醒认识,随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特别是在表面上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这种忧患意识与发愤图强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必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要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不仅要以深挚的情感忧国,更要以非凡的实践强国。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二,深切的责任意识。1981年5月,陈云向全党呼吁: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正是这种责任感,才能发现危机、直面危机,才能勇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才能最终消除隐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十六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开始进入中央委员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坚定的信念。陈云的忧患意识不是消极悲观,而是要在忧患中奋进,坚忍不拔,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陈云充满信心地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第四,理性的超前意识。陈云的忧患意识中最具智慧的不在于身居“困难的处境”时,“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而在于“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的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陈云经常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陈云晚年对资源、环境保护与人口问题的重视,就更加深了对陈云“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先见之明的认识。
  综上所述,晚年陈云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人民、国家和执政党的忧虑,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寄予深切希望的理性认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有着深刻的理性精神。陈云的忧患意识是积极的、乐观的,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公而忘私的忧国忧民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治国兴邦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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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张凤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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