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1)(2)
2014-10-10 01:16
导读：“正变”也是传统诗学中极普遍的问题。凡是追求“一源”，在各种诗体之间强调正体，或坚守一种标准，就是“崇正”；反对“一源”，主张时变而有诗
“正变”也是传统诗学中极普遍的问题。凡是追求“一源”，在各种诗体之间强调正体，或坚守一种标准，就是“崇正”；反对“一源”，主张时变而有诗变，颠覆永恒不变的唯一，就是“主变”。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是正变观念的表现。
就叶燮而言，他的“正变”思想集中表现在“诗体代变”之中：一是在历时性中消解“正”“变”对立，认为任何诗体都是诗体变化序列链中的一个环节，后者不断地代替前者，这表明某一诗体既可能是正体，也可能是变体，如五言体诗，它既是四言的变体，也是七言的正体，没有参照物是无法言“正”、“变”的，由此化解了“正”与“变”的对立；二是在共时性中消解“正”“变”关系的诗学传统，坚持“中心”与“边缘”具有相对性，诗学传统中的“中心”决定“边缘”，被具有现代意识的“边缘”决定“中心”所代替，消解了“中心”对“边缘”的强制；三是各时代诗体因势而至，没有优劣之分，解构了“正”优“变”劣的诗评传统，在标准上颠覆了“唯一”。“主变”观念是叶燮正变思想的主要内容。
如果将刘勰的“通变”放到叶燮“正变”的视野中，那么，以“通变”为复古，就暗含着古代的就是好的，是标准这一前提；具体地讲，就是以儒家的“经”为准绳，来改变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这是“崇正”主张。以“通变”为继承与革新，即“崇正”与“主变”，调和复古与反古的对立。以“通变”为会通与创新，是强调未来，由“主变”的倾向。因此，表面上的“通变”背后却是“正变”支撑着。对于刘勰来讲，他“文之枢纽”中的《原道》、《征圣》、《宗经》正是追求“一源”之“正”；《辨骚》是在不背“道”、“圣”、“经”的前提下的改良，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宽容，而《正纬》则是对悖经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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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刘勰与叶燮在复古与反古之间针对了同样的问题，以各自的诗学立场提出了解决的不同方式，并且还能在“通变”背后见出刘勰的“崇正”主张。可见，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并非毫无相干，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一相通点使两者的比较成为可能，也变得更有意义。
形式是思想的形式。表现形式的相似正表现了思维方式相通。一般认为，《文心雕龙》和《原诗》是中国诗学中有较高理论品味的著作。《文心雕龙》按其《序志》篇所言，分为总则、文章源流与风格、写作方法和文学史的发展，体现了“体大而虑周”；而《原诗》则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作论之体”，“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辩也。”(沈珩《原诗序》)内、外又各分为上下两篇，形成分而有合，合而有分的四个部分。
中国传统诗学以评诗为主，主要包括“品”(如钟嵘《诗品》)“话”(如严羽《沧浪诗话》)“式”(如皎然《诗式》)，对诗歌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品”是品评，对诗的优劣高低做出评价：“话”是讲述作家作品的有关掌故，后发展为对作品的评论赏析；“式”指创作中应该遵循的法则。另外还有以跋序、书信、诗歌等形式来表达某些诗学主张。宋以后，诗话成为评诗的主要形式。
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以直观感悟去体验和把握周围世界的文化传统，这在诗学上便滋生了以点评为主的，独具特色的批评范式。这种范式是以形象的思维方式，整体地把握对象。它反对肢解，特别注重批评者在作品中的独特发挥与感悟。从钟嵘的《诗品》开始，传统诗学便把人物品评与艺术评品引入文学批评，开创了以评品为主要形式的诗学表述方式。后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路走来，以形象说诗，传达了批评者对诗词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代表中国诗学精华的一些学说，如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王国维的“意境说”等，以及其它传统的
美学范畴，如“风骨”、“神似”、“韵”、“味”等等都体现了批评中的感受与体验，注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整体地把握艺术特征与风貌。对诗人的评价，如“子美不能为太白之漂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谢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溻惠休)等也表现了这一特征。这种重直观性、趣味性、创造性与诗歌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往往能击中要害，充满灵性，能启发读者，但弱点是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一些问题点到为止，很少做出进一步的追问。表达的方式也似无数的碎片散落一地，只有当读者拾起碎片，并通过一定的规则重新拼合，才能让人品出其中的韵味。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传统的诗评方式不能说中国诗论缺乏理论品味，更不能说中国人缺少理性。翻开先哲们的著作，看一看《荀子》、《韩非子》、《论衡》就不会怀疑我们的思辨能力。但传统的诗学理论恰恰选择了这种“品”、“话”、“式”等方式，这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或者说，这种范式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刘勰和叶燮虽然前后相差一千多年，但他们都力图说理，在论诗方面均有挣脱传统方式的共同点。虽然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仍沿用点评的方式，但就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是远离传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特别就叶燮的《原诗》，在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启了诗话的形式后，明清之际诗话如林。而清初突然冒出一种具有较高理论品味的诗论，至少在阶段性上有其积极的一面。《原诗》一方面针对诗论的内容，同时也针对诗论的形式。他批评传统论诗“杂而无章，纷而不一”，甚至连钟荣、刘勰也一网打尽，说他们“不能持论”。认为唐宋以来的诗评者，“或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能殆尽。”称他们“非戾则腐”。当然，叶燮的评价并不一定公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荣的《诗品》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无论在逻辑结构和诗论思想上并不在《原诗》之下，但传统的诗论形式，特别是宋以来的诗话形式，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完整的理论表述。而与此相比较，叶燮在论诗的思维方式上能打破诗话常则，上承刘勰的思路，以一种较强的内在逻辑建构整篇，表现了他在思想表述上与同时代人的不同。这种与刘勰相似的表述形式，也成为两者比较的重要前提。
比较并不意味着任何两物都可以相比，如人与石头，因为他们没有可比性。人与动物能比较，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处，有可比性。一般说来，相通点越多，可比性越高，比较也更有意义。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就以上三个方面的相类似而取得可比性。那么，通过比较，我们又能得到哪些以前不曾得到的东西呢?将可能挖掘出哪些鲜为人知的诗学思想呢?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论证范围，将另外写文章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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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杨 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