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1)(3)
2014-10-18 01:10
导读：封建势力集矢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说，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因为康有为塑造的孔子，已使孔子资产阶级化了，和他们崇奉
封建势力集矢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说，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一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因为康有为塑造的孔子，已使孔子资产阶级化了，和他们崇奉的孔子不同；因为康有为讲孔子创教立制，“因时更化”，与封建传统的孔子不同，不能为他们接受。
封建势力在政治上扼杀维新运动，在思想上力图遏抑今文“邪说”，其中比较系统的，要数张之洞的《劝学篇》。
张之洞在戊戌年间抛出《劝学篇》，自称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而作。说什么“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风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劝学篇》，内篇第一《同心》。>。他要保的“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要保的“教”，是封建的儒教。他的《劝学篇》和康有为创设的保国会宣扬的精神背道而驰，又是在保国会成立，光绪皇帝命王大臣接见康有为，“百日维新”即将实施之时公诸于世的。显而易见，《劝学篇》是为了诋击维新运动作舆论准备而撰。
《劝学篇》诋击维新运动，同样援引儒经，称道孔子，说什么“今之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劝学篇》，内篇第七《循序》。>。读经的目的是“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是“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教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劝学篇序》。>。“教忠”、“明纲”，阐明封建的纲常伦纪是不可变的，“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劝学篇》外篇第七，《变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劝学篇》诋击维新运动，也和曾国藩一样，“汉宋兼容”，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说什么：“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劝学篇》内篇第八，《守约》。>。说什么清代古文经学家“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劝学篇》内篇第五，《宗经》。>，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名节为事”<《劝学篇》内篇第一，《同心》。>。以汉学、宋学为“正学”。至于今文经学则是“曲学阿世”，“迂曲难通”，要防止“佥壬伺隙”，“以启上作乱”。
然而，外患日迫，内政孔忧，“学习西方”，拥有舆论，张之洞既是洋务派官员，又以“挽澜作柱”自熹，从而在《劝学篇》中对“中学”、“西学”问题上也作了一番推敲。
康有为不是揭橥“托古改制”吗？张之洞也曾“托古”，说是《中庸》“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周礼》“土化之法，化冶丝□”，是“
化学之义”，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是“开矿之义”；《论语》“工利其器”，《尚书》“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论语》“百工居肆是劝工场之义”，“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司市”，“是商学之义”；《论 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等等。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中国古已有之，“圣经已发其理，创其制”<《劝学篇》外篇第十三，《会通》。>。搬运封建儒学，祭出圣经贤传。
康有为不是主张“学习西方”吗？张之洞也不是深闭固扼、闭关自守者，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利再弹排斥西学的旧调。《劝学篇》对“学习西方”是这样说的：要讲西学，“必 以中学固其根柢”<《劝学篇》外篇第十三，《会通》。>，一切都要“折衷于圣经”<《劝学篇》内篇第五，《宗经》。>。他虽然也讲“新旧兼学”，也说新旧互訾，而其要，则曰“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外篇第三，《设学》。>“旧学”，就是“政教相维”、“教忠”“明纲”的儒经，它是“体”，西学则不过是“用”。西学只能“补中学之阙”，“起中学之疾”，而作为“道本”的中学则不能变。基于封建躯干的衰朽，可援西学以“起疾”，要在“无损于圣教”的前提下，汲取西学以“补吾阙”，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选择西学以“应世事”而已。不是象康有为那样，“学习西方”是要使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重新搬出儒经。张之洞也和曾国藩一样，利用儒经锢蔽思想，要“劝”学者诋斥资产阶级政治、
社会学说，要“劝”学者崇儒学，“折衷圣经”。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当时新旧斗争就很激烈，主张维新的讲今文《公羊》改制学说，主张守旧的斥之为“伪六籍灭圣经”，“托改制乱成宪”<苏舆：《翼教丛编序》。>，你说是得“孔子真传”，他则说你是“离经畔道”，他们都没有离开经学。叶德辉就将经学流派分为今文学、古文学、郑氏（玄）学、朱子（熹）学四派，以康有为的今文学不是真的西汉今文，企图调和汉、宋，取郑玄、朱熹学说牵合为一事，以抗击维新派<叶德辉：《皮锡瑞六艺论疏证序》，转引自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版，第64—66页。>。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他们仍想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其驯服于腐朽统治之下，再一次表露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
六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义和团运动的展开，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行将掀起，在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中，鼓吹革命的理论家，却又利用清初顾炎武揭橥的古文经学阐释铺衍，例如章太炎。
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俞樾又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传下来的著名的“汉学”大师。章太炎闻其余绪，“治经专尚古文”，“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自述学术次第》。>。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章太炎也一度和康有为门人共事，主张“革政”，对有助于变法宣传的今文经说并不排斥。变法失败，还和康、梁交游，表示同情，自称：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日合”。“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行谊政述”，指挽救危亡，变法图强。他和康有为等“论学”之殊，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学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却未尝“少异”<《康氏复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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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掀起后，章太炎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在上海“国会”上，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对改良派展开斗争，对“三统”、“三世”说进行抨击，认为“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征信论》，《学林》第二册。>。
就在这时，康有为依旧宣传改良，鼓吹保皇，写了《论语注》、《中庸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等书，依附今文经说，发挥改良主义。章太炎在政治上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思想界线，理论上对康有为的今文经说也痛加箴贬。
公羊学说，康有为过去用以宣传维新变法，现在却用以宣传保皇立宪了。章太炎认为康有为“溷□满、汉以同熏□于一器”、“时方据乱而言太平”，是“自悖其三世之说”。《公羊》家言“复九世之仇”，而康有为却忠于清室，“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并其所谓九世之仇而亦议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6页。>。他运用古文经学家所擅长的文字训诂之学，对“维新”之名重新解释，说是“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故衣一成后不可复得新名，木一枯后不可复得新名”，清朝的“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同上书，第243页。>。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东渡，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表了大量“排满”论文，其中主要依据，却又和传统儒学有关。
首先，他攻击清代今文学家借用《公羊》，只是“志在于禄”，并非《公羊》旧说，对立宪党人的理论依附加以根本性的摧毁。说：“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立宪党人以今文说附会立宪，只是“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东京
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而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他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它依存于史籍的“灌溉”，“灌溉”的是民族主义，“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民报》第十四号。>。以为历史可分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项，如果“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语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治古文经学的学者最擅长的，章太炎也以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而大讲特讲。他不仅要人懂得这些，而且要用以激发人们“爱国的心思”，认识到当时处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处在满洲贵族的种族压迫之下，要“爱惜自己的历史”，就要进行反清革命。这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确曾起过宣传鼓动作用。
然而，章太炎排斥满洲贵族，灌溉民族主义，却又是从清代古文经学的创始人顾炎武那里继承得来，他对顾炎武依援经籍，“保存”民族意识无比钦仰，自己为此改名为绛，号称太炎，他说：“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98页。>。因而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纤悉寻求”，以史籍所载“兴起幽情”，他不只汲取古文经学家的治学方法，“持论多求根据，不欲以空言义理以诬后人”<《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98页。>，在文献整理上有所创获，而且将顾炎武经学思想中的经世涵义进一步发挥，并适应新的时代特点，作为“排满”的理论张本。那么，章太炎的利用经籍，宣传民族主义，却又源于儒家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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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封建文化的经学，也渐成强弩之末，势不久长。
然而，任何旧事物、旧思想，总不会自动消亡的，在其渐趋没落之际，还会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经学也是这样。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一些封建遗老遗少又把作为封建社会圣人的孔子、作为封建政府“法定”的儒经乔装打扮，狂吹烂捧，什么“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陈焕章：《孔教会序》，见《孔教会杂志》一卷一号。>，一时尊孔读经之风，甚嚣尘上。这股复古崇儒思潮，与封建帝制的废除、共和政体的建立紧密相连，把推翻封建帝制，说是“非革满洲之命也，实革中国数千年周公、孔子之命云尔”<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见《不忍》杂志第四期。>，想以封建纲常名教“良药美方”的孔子儒经来恢复旧秩序，为复辟帝制、颠复共和制造舆论。
可是，复辟是不得人心的，儒经也不能“移易人心”。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迅猛掀起，它对经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批判，具有前所未有的威力。陈独秀对经学的理论核心“三纲五常”的批判，鲁迅对封建旧礼教的批判，吴虞对《儒教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的批判，把反封建思想和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儒家经学的统治地位动摇了。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它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破坏，涤荡了污泥浊水，统治二千多年思想界的儒家经学也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历史舞台。
八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它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新的特点，又象一股绳索缠绕着知识界。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既然汲取西方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就毫不批判吗？并不如此。近代思想恰恰又是在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鸦片战后，龚自珍、魏源对传统经学曾经“冲击”；中法战后，康有为更对汉、宋两大学派猛烈扫荡；辛亥前夕，章太炎对康、梁等奉为神圣的今文学派也诋之不遗余力，能说他们对传统的儒家经学没有批判吗？
问题是，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传统儒学，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一派别或集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的反封建儒学；他们反对以孔子为偶像的儒家某些学派，捧出的还是孔子偶像，往往扮演出以儒经反对儒经、以孔子反对孔子的闹剧。他们对一向认为“圣人之书”的经典曾生怀疑，爬梳史料，曲予考辨，使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我国古史的探索提出了古籍真伪等课题，破坏了传统的盲目信古，导致了此后的“疑古”、“辨伪”之风。然而，孔子的权威并未动摇，像康有为那样还想用儒家学说中的“孔子旧方”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对封建势力又是那么妥协。
问题又是，近代的思想家看起来争论的是经籍中的经学问题，而实质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他们在经学问题的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如辛亥前夕，章太炎利用古文反对今文，又是革命和改良、“排满”和“立宪”的斗争。
至于一些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也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曾国藩的“汉宋兼容”，张之洞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又适应历史的变化，利用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尽管也谈“西艺”，强调的还是“明纲”、“教忠”，也只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近代经学，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接触西方文化，要求改革现状，但他们不敢动摇孔子的权威，不断搬用传统的儒经，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有时还以“经学”的形式展开，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进步的思想家摆脱不了儒家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经学传统的牵制束缚之深，可以概见。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才发生变化。由于经学在我国流传甚久，传统影响很大，经书及其注释中也保留了古代的历史和思想资料，要批判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还脱离不了经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是要批判的，但作为当时的文化思想却不能简单抛弃，而要认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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