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孔子的仁(1)网(2)

仁与礼也可以说是“质”与“文”的关系，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礼是人文的外部表现，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仁人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这是孔子对仁与礼的关系的最好说明。

如前所说，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说明仁是什么，也没有给仁下过定义，因为仁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人的存在本质。仁并非“是什么”，而是“要如何”，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目的性的过程，所谓“本质”，是在过程中存在的。因此，孔子只是在不同情境与场合下说明仁的重要以及如何实现仁，却从不说仁是什么。但他明确肯定，仁不在别处，就在每个人的心理，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德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这说明，仁不是从外面得来的，而是自己所具有的，仁完全由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别人决定或给予。但是，如果有“己”，以“我”为限，那就违背了仁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是没有内外之分的。当仁受到“己”即个人欲望限制时，就要“克己复礼”（同上），通过礼的规范以恢复仁德，视、听、言、动都符合礼了，也就实现仁了。礼是由仁决定的，但反过来又能培养和实现仁德。仁不是从外在的什么地方产生的，但是由情感决定的仁德与外部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外统一的，并相互作用的。这就是内外合一之道。

但所谓“心理的”，并不是纯粹心理的。如果将仁说成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情感，那就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了。孔子所说的仁，固然是心理的，但又不是纯粹主观的。仁是一种生命意识，以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又包涵着普遍的自然理性或生命原则、生命关怀，这些原则进入社会角色的实践活动,就成为不同情境下的伦理规范，这时便以礼的形式出现了。仁是内在的，但“为仁”即施行仁德却是由内向外的过程。这就是孔子提倡"为仁由己"的实践主体的道理，这就是从孔子学说中得到的最大启示。

仁的实质是“爱”，其实现方法是“忠恕”。“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否定方面说；“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肯定方面说。这都是从如何实现仁的方法上说的。这个方法就是从自己开始，由己及人，由己推人，由内到外，及于他人。我与人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是我与同我一样的人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移情”。其根本意义是，对他人的尊重，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尊重。“仁者爱人”，对人的尊重和同情、关心是仁的根本内容，孔子就是从人际间性论仁的。

四、孝与忠恕

仁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被认为是孔子仁学的基础，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随着入学的发展，对孝的具体理解是有变化的。这里不能详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孝”，有一套“孝道”，表现为一套程式规范，但其根本精神却是出于情，是一种亲情之仁。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出于真情实感或天然情感，带有原始自然情感的特点，但是又超越了原始情感，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有人将孝理解为供养父母的生活，孔子批评了这种观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犬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对父母不孝，与饲养犬马有何区别？另一种解释说，犬马也能养护幼仔，如果不敬父母，与犬马之养仔有何区别？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我认为，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好，且能说明孝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总之，只有敬爱父母，才是孝的实质。

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关系中的一个“角色”，父亲有父亲的“角色”，儿子有儿子的“角色”，各自在各自的“角色”中尽其义务，如父如何“教”，子如何“孝”之类。但是，透过这些“角色”，就会看到，各个成员都是靠“亲情”联系起来的，因此才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谓“亲情”，就是仁在家庭关系中的表现，是一种内在情感即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但又是有所向，即指向父母的。从这意义上说，仁又是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而“孝道”则是表现这种亲情关系的形式。形式是重要的，但亲情之仁是本质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从孔子论“直”看得更加清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觉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叶公说，他家乡有行为正直的人，如果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会告发；而孔子却说，他家乡的行为正直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互相隐瞒，其中却有“直”。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反映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叶公所说，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顾父子之情；孔子所说，是以情感为依据，而不论“事实”如何。这确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是出于真情实感，其中便有“直”，这虽然不是客观事实的“真”，也是价值事实的“真”在这一点上，似乎是价值高于事实。但价值本身也是以情感存在之事实为依据的，因此说“直在其中矣”。由此亦可见，古人将“情”字说成情实，是有道理的，情感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个是认识上的真实，一个是情感上的真实，因此选择不同。孔子的选择固然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说明亲情是不能被任意伤害和破坏的，否则，人的生命存在就会受到伤害，人性就会被扭曲。现代的西方法律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保护，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于人际间性的问题，大家讨论得比较多，不必详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有人认为，“恕道”和“忠道”是不同的，“恕道”可行而“忠道”不可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即否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于人，这是人心之所同，任何人都能够接受，同时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因此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原则即肯定的方法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把自己所愿意的强加于人，这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一则因为人人各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未必按我的愿望去做；二则各人的道德水准也不同，未必都接受。

其实按照孔子的学说，“忠”与“恕”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都是以仁心对待他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否定的方法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固然表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和尊重，肯定的方法则是以仁心对待他人，一定要他人如何如何去做。这是一种“感同身受”式的同情与关心，不是命令人如何如何。这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学说颇有些相似，但并不是一回事。“自由”更多的是法治的概念，消极自由意味着少管或不管，积极自由意味着给予自由权利。但“忠恕”之道是道德伦理概念，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尊重和关怀他人，即把别人当自己一样看待，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至于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按照宋代朱熹的解释，“尽己谓忠，推己谓恕”（《朱子语类》卷27）。“尽己”是从自家心上发出而及于别人，“推己”是以己之心推人之心而及于别人，实际上“只是一个物事”（同上0。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根本与枝叶，即一本与万殊的不同。“忠”只是一个心，是根本；“恕”则是忠心之发用，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表现。一本在万殊之中，“忠”在“恕”通过“恕”而实现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了，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只是一个出发点，一种自心状态，只能通过“推己及人”的“恕道”而实现出来。

实行“忠恕”之道，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人有同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能够“尽己”以及人，“推己”以及人。这所谓“同心”，就是人人所具有的仁心，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心。如果就一己之心而言，则“人心如面”，千差万别，无所谓“忠恕”不“忠恕”。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总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人人都有“思”的认识能力，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一切。孔子认为，人所以为人，在于人有仁心，“恕道”不过是实现仁心的方法，即互相尊重的交往过程。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底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这被认为是从不同的宗教伦理中所能找到的“共同点”。但是，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则涉及道人类是否有共同情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设一个“底线”而已。孔子所提倡的仁学，正是从人类有共同情感即“移情”这一前提出发的，他深信，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建立在道德人格之上的，而道德人格是建立在仁这种德性之上的，仁这种德性则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是内在的，又是由自然界的生命创造而来的。

五、仁与生态

现在的问题是，仁是不是只限于人际间性呢？

孔子说，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说，“仁，人也”（《孟子·梁惠王下》）。这都是从人及其人际间性论仁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爱人”有一个爱的主体，这个主体显然是人，但是除了“爱人”，还有没有更广泛的意义呢？孟子所说“仁，人也”，正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说的，但“仁即爱”这一实质内容并未改变。孟子将仁的范围扩大了，认为一切生命都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著名学说，将仁扩大到自然界的生命—动植物，即不仅要尊重人，而且要尊重和爱护动植物的生命。这是对孔子仁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做一些考察，就会发现，在孔子的言行中，其实已经包涵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孟子只是将其明确表述出来了。

仁是天生之德，而天以“生”为道，那么，仁的基本内容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表现为生命关怀。这种生命意识和关怀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天之“生”人“生”物，是没有偏私的。但是，在仁的实现过程中又是有差异性的。“孝弟为仁之本”，是孔子仁学的基础，孔子很重视家庭亲情。但仁却决不止于孝，也不止于人间性的“忠恕”之道。不能把孔子的仁仅仅归结为家庭内部的亲情关系，如同某些人所说；也可能仅仅归结为社会的伦理关系，如同另一些人所说。但是，可以将孝理解为仁的普遍性应用。比如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说：“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语丛三》说：“爱亲，则其方爱人。”这是说，孝在本质上是仁的践行，由爱亲之孝推出去，就能爱民、爱人，即由家庭开始，以待父母之心待天下之民。这里有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方法上讲，是由孝而类推；但从内容上说，则是孝由仁出。有仁心才有孝，不是有孝而后有仁。父母与他人有亲疏远近之别，这是差异性原则；但仁本身却是对一切人的尊重，而且不止于此。

这里所谓类推的“类”，实际上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人类，二是指生命。人是万物中之最贵者，孔子以仁为人，就是对人的尊重。但人又是生命之物，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人与动植物都是天之所生。对天所生之物，都要有同情和爱。这是仁的最本真的普遍涵义。从人类发生学上说，孝是一种原始情感；但是从人类文化学上说，孝只是仁的最初表现。仁要从孝开始，一层一层推出去，推到人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孔子退朝，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与马同时受伤的情况下，首先当然要关心人。但是，马就不值得尊重和关心吗？对此，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千里马有力，因而能行千里，这是人人共知的，但孔子为什么偏偏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呢？难道马也有德吗？在孔子看来，马决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人类的朋友，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种尊重与爱，不是出于对我有用，而是出于其德，它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这同当代某些人将马仅仅当作是供我使用的“畜牲”对待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难道不值得今人深思吗？由此类推，天所生之物，都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人的德性之所以尊贵，不在于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任意支配和施暴，而在于同情和爱护一切生命。

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子路行路，走进山里，有一群野雉落在山岗上，孔子抬头一看，眼色一动，野雉便飞向天空盘旋，过了一阵，大概是看到孔子一行并无伤害它们之意，于是又落下来。这时，孔子很有感慨地说道：“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学生子路也恭敬地向它们拱拱手。然后这群雌雉振振翅膀飞去了。这是人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相互交流的一幅和谐美好的图画，表现了孔子仁者的胸怀，表达了非常可贵的生态意识。对于野生动物的尊重和爱护，也是仁的体现。孔子也打猎，也钓鱼，但是，“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即不用粗绳结成大网，企图一网打尽；也不射回巢的鸟，破坏其家庭。这是为了让小鱼和小鸟享受生命，得到生长。如果没有爱鱼、爱鸟之心，这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孔子主张“学诗”，除了应对交谈以提高生活品味之外，还要“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不是为了单纯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动植物的多样性，理解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及其生命意义，与之和谐相处，充实人类的生活，享受人生的乐趣。这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却充满了热爱大自然的仁心仁德。“吾与点也”之乐，成为后儒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天人合一境界，决非偶然。它反映了孔子的人生追求，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们座谈，要弟子们谈谈各人的志向。子路说，在千乘之国干上三年，定能使人人都变得勇敢而且知道如何去做。冉求说，治理方圆六七十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三年可使人民富足。公西华说，祭祀或盟会一类的事我愿做一个司仪。曾点则说，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位不同：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穿好了，我同五六位成人，六七位童子一起，到沂水旁边洗洗澡，到午云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这时，“夫子喂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即表示赞同在谈到人生志趣问题时，前三位弟子都是讲社会现实问题的，孔子却一言不发，为什么等曾点讲完之后，却大加赞赏，说出千古流传的“吾与点也”呢？答案只有一个，孔子的最高理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曾点所说，正好表达了孔子的这个理想。这看起来似乎与仁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正是仁者之乐。孔子并未否定其他几位弟子的志趣，而是给予了肯定，但他认为，大自然才是人生的真正家园。只有热爱和保护大自然，才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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