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2)
2014-11-12 01:36
导读：自然 ，这种以言报国的模式因为报刊自身的时间属性所导致的仓促，常常在学理上不够精致和体系化，往往呈现出混合、热烈和粗糙的知识形态，大多流
自然 ，这种以言报国的模式因为报刊自身的时间属性所导致的仓促，常常在学理上不够精致和体系化，往往呈现出混合、热烈和粗糙的知识形态，大多流于亢奋的呼喊与偏执的口舌之争，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正是张灏所谓转型 时代 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救亡的 历史 感已经压倒经营知识体系的悠闲，启蒙的“理性之负担”悄然侵蚀了学理的爬梳。因此，可以说，以言报国的舆论表达生产的是思想和情绪，而不是严谨的学术。更何况 现代 知识分子因为与体制的制度性联系已被割断，所以其言论报国就更多的沾染了书生议政的色彩。这也是同样议政的古代士大夫与现代活跃在报刊上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之一。当时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已经先知先觉到现代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这种内在缺陷：“然自西洋文化输入以来，此 法律 与公例公式，渐为外来思想所变动，立言者既不能仅据旧有者为标准，听言者亦不甘仅以旧有者为满足，于是言论基础遂受动摇。言论界虽亦求合时势，稍变其论据之方针，但仓皇迎受，无所折衷，故所陈说，非失之支离，即流于偏激，而不能有融会贯彻之精义，以收群众之视听。此虽受时势之 影响 然，不能谓非言论自身之缺点也。”[12](P186)这正是报刊兴起后舆论表达的困境所在，具有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因此对在报刊上发表意见持谨慎的态度。而相对于那个渐渐远去的士大夫主导 政治 的时代，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漂浮”特征就更是明显，只能以在野的批判知识分子的 社会 角色存在，其据守报刊以言报国的热烈所折射的恰恰是与现实政治的日益疏离。专门 研究 近代思想史的王尔敏对知识分子在议政与干政间的悖论有过精彩的评述：“虽然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抱负，并能自觉其责任，是健全的一面，但就其基本原质来说，也有足以抵消的障碍与缺陷。最显著和在历史上出现最多的情形，那就是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政治领袖或领导者。即使热心政治，却不一定有才干。于是不免成为书生论政，于政治领袖多方苛求，成为发言空论的批评者，建策者，实际主政，则窒碍难通，反而扰乱政治步骤。”[13](P131)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知识分子的以言报国所透露的恰恰是一个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的一去不回，其在报刊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映射的恰恰是士大夫意识的幽灵。
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
在一种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情景中，古代的士开始了痛苦的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意识取代了儒家的“文化天下”的观念，无穷延续的时间观替换了循环的历史时间，以言报国的报刊立论模式主导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可以说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正因此，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社会形象，就不再是朝廷上的谏臣或古代学校的清流，而是一个庞大的日益壮大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兴起的原因当然是人言言殊。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报刊作为一种崭新的表达媒介在近代 中国 的引进和繁荣，它为忧国忧民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更难得的是，相对于古代知识的缓慢传播，报刊可以让知识分子的意见迅速地传播到大街小巷。所以才有人指出在大众传播的时代，“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次，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的破裂。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管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的西学与学校 教育 。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给知识分子提供保障的“仕、学合一”的系统崩溃了，而与此同时，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濒于破产，读书人的生活来源日益困窘，一向沿着这条道路开始人生的读书人不得不进入社会选择职业。报刊、出版包括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
就业空间。正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造就了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繁荣。再次，传统士子接受和习惯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教育，是一种反专业化的文人教育和业余教育。但在近代背景下，这种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人才已经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如王汎森所指出： “在晚清，当西方 科技 知识涌入，而中国又再一次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 应用 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14]在这种情形下，原本处于社会中心的有文化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只有所谓“规范知识”而无“自然知识”（费孝通认为“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的读书人就成为了一个漂浮的阶层，正在兴起的报刊媒介就为这些彷徨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归宿，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换言之，正是知识结构的欠缺和专业能力的贫乏，导致很多读书人只能选择寄生在报刊媒介。最后，如前所言，士大夫政治的物质性外壳虽然溃灭了，但是士大夫幽灵仍旧盘桓在读书人的内心深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困局中更是得到了彰显。书生论政、报刊立言就成为很多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这自然造就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盛。这种兴盛的标志就是大量政论性报刊的诞生。中国新闻史鼻祖戈公振认为：“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藉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15](P176-177)相对于西方报纸在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雏形所具有的商业色彩，中国近代报刊从一开始就以关怀社会体恤民生而展现出起其独特的政治品质。这种品质的获得与保持自然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对其亲睐密不可分。
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互为因果而形成的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产生公共领域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 发展 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 问题 ，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如果没有报刊杂志的迅速生长与发达，没有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公共领域就丧失了它最重要的生产机制。反过来，正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使这些具有政治关怀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公共交往的社会空间，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在公共空间里碰撞和交锋。方平通过对清末上海的民办报刊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崛起，反映了一些分散的个人与团体通过创办报刊而介入公共领域的努力，它不仅对完善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起新的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16]由此可见，报刊的诞生与繁荣对于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决定性的意义。
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展现有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在晚清，主要是以《时务报》、《万国公报》等为核心的维新派报刊，代表性人物是梁启超、康有为等，以宣传变法图强为主要 内容 ；然后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是改良与革命之争，涌现了大量的擅长写政论的知识分子；到了二十年代，是《新青年》的独领风骚，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公共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则形成北有《大公报》、南有《申报》的两极格局，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文艺副刊”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倾向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苦心经营了有建设性地批评政治、改良文学的公共领域，成为独具一格的知识群体，而以《申报》“自由谈”为核心则聚集了鲁迅等一批相对左翼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杂文的风趣、犀利和反讽议论时政，针砭人性，形成了与北方迥异的表述风格；四十年代具有士大夫意识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更是掀起了参政议政的热潮，其代表就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吸引了大量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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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方平：清末上海民办报刊的兴起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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