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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1)(2)

2014-11-18 01:02    近代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自由”作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十八九世纪欧美各国立国的根本，欧美人享有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民族上的自由和生计上的自由。在野蛮时代，个体自由胜，而团体自由亡；在文明时代，团体自由强，而个体自由弱。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解除心理的束缚，“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14）此处论述的文明时代的自由，是前现代性的自由，因为野蛮时代的自由是属于原始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因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地下，缺乏有效的团体合作精神。前现代性的自由是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政治走向君主立宪制，但此时仍要依靠团体的力量，它在与封建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体的比较中显示意义。现代性的自由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更加开明，社会注重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也给个体以充分的自由，在现代法制体系许可的范围内，人人享有高度自由的权利。近代许多作品从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但是，这些思想倾向往往体现在作品的表层，而缺乏更深层的内涵。这种表层内容一般是指作品外在的东西，如作品中的新名词、新术语、新现象等。就“自由”一词来讲，它在作品中使用的频率很高，有的用作地名，如《黄绣球》中的“自由村”。有的用作人名，如广东戏本《黄萧养回头》中《横议报》创办人骆自由。有的用作工具名（抽象意义上的），《新小说》第十号《黄大仙报梦》中的“自由钟”等。更加典型的是《黄萧养回头》中人物的命名，代表正面形象的人物，其名字大多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如开明官绅顾民智、他的女儿顾民权，维新派报人骆自由，维新派文人宁自强、武将宁自立，具有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意义的黄种强、他的父亲黄开化，具有正义精神的富商邱世民，经营外国军火的振昌字号老板辛太平，他的早年同窗詹大同，赋有侠肝义胆的店主司徒改进等。詹大同认为，中国的前途，存亡未卜，按照优胜劣汰的大演公理，应该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以自存，“廿世纪，欧和美，蒸蒸日上。不外是，政治上，进步改良。开议院，参国事，毫无偏党。聚团体，合群力，顺理成章。保土地，海陆军，势力膨胀。富国家，讲殖民，首重农商。励报馆，广学校，民智增长。公选举，任官宦，民隐昭彰。倡平等，重亲爱，自由同享。修内治，善外交，巩固家邦。看今日，我中华，不堪设想。为什么，还不思，变法自强。”（15）这样纵论时局几乎是绝大多数政治小说表现的一项主要内容。近代政治小说的特点十分鲜明，主题政治化，故事类型化，人物符号化，语言政论化，新名词标签化。这种生熟混杂、传统因素与现代因子的融合呈现出来的是不太成熟的形态，就是前现代性的形态，与成熟的现代性形态存在较远的距离。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具有明显的前现代性的特点，它的生产与近代报刊和近代出版业同步。近代报刊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许多市民社会的因素。市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首先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在传统社会，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在市民社会，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法规来规划、指导和有效管理经济活动。其二，社会与政治的分离，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相对独立。黑格尔曾经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6）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是通过社会的各种组织法则由独立的个人作为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黑格尔还指出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市民社会的个体单元即市民是一个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的自利主义者。第二个原则是个体单元通过普遍性的形式而相互关联。市民社会是市场式的、契约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为社会提供其他社会成员所需要的东西和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以及自己欲望的极大地满足是市民社会的最大动力，这是由市民社会的需求体系所决定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近代知识分子能够在体制之外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获得报酬；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使得近代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两种分离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提供了前提，这两个原则就成为现实基础，它们共同使得近代文学的商业化成为可能。近代报刊和近代出版业是市民所需求的，而该行业的兴起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近代文学作品或者在报刊上刊载问世，或者直接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其中，在报刊上刊载更为普遍和流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文学可以说是刊载文学，许多大报的副刊、综合杂志的文艺专栏、各种文艺小报以及各种文艺杂志是近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报纸和杂志属于现代传媒，它是各种信息（包括文学作品）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开放性的特点，与传统社会信息闭塞形成鲜明的对照。近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媒体传播，古代文学的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是人际传播，如说书，民间艺人聚集于茶馆瓦肆，集中向听众讲说故事，其底本便是后来所谓的话本小说。近代小说的传播突破人际传播的局限，只要一报或一刊在手，就随时可以进行文化消费。这种文化消费更加自由，更加灵活。作为近代文学传播载体的近代报刊逐渐打破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使得文学从高高在上的文学殿堂走向普通民众，也使文学不再是少数封建贵族和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奢侈品，而成为老百姓的精神食粮。现代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突出个体的重要性，近代报刊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近代文学的创作主体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随着朝廷宣布结束中国的科举制度，旧社会主要的大一统的制度被废除了。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17）作为社会精英之一的士绅阶层受到最大的影响，废除科举等于切断了他们的读书做官之路。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都市，接受新学，谋求新的职业。近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兴起，使他们逐渐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于是新的精英阶层即知识阶层也逐渐形成。近代的中国知识阶层是比较活跃的群体，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又吸收一些新学，从事于近代报刊和出版行业，致力于文化传播，尤其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古代是士大夫；在现代是作家；在近代则是既不同于古代的士大夫，又有别于现代作家的近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报人和职业撰稿人。有的学者比较了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作家之间的区别，认为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的身份确认，以“内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为准则；而现代作家则不然，但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士大夫主要为士大夫和帝王写作；而现代作家的写作面向社会精英和公众即普通老百姓。士大夫不必一定以写作为职业，他们有多种谋生选择；现代作家以写作为职业，靠写作谋生。（18）这里所说的现代作家不是一般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作家，而是性质内涵意义上的现代作家，它包括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作家和近代作家。现代作家职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近代由非职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化时期，这一时期恰好体现出作家前现代的转化。作家的职业化与城镇居民的市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作家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市民，于是适合市民消费胃口的新文体即“报章体”便应运而生。近代作家——报章——市民，构成了近代文化生产——传播（或称为营销）——消费的一体化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更加引人注意。近代作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而且社会上的一般人也轻薄之，认为报社主笔、访员都为不名誉之职业。这是站在封建道统和文统的立场来看近代作家的，如果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作家，看法就会截然不同。

    近代作家中尽管来自社会上层的很少，但也不乏其人，梁启超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不过主要是作为报人进入报界，《新小说》的创刊标志着梁启超另一种报业生涯的开始。他作为小说界革命的领头羊登上新的历史舞台，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作家队伍的形成。但他是出于政治革命的目的来提倡小说界革命，而不是以创作为生计，也就是他不是职业作家。近代作家的主体是一些社会下层文人。从小就寄人篱下的李伯元只中过秀才就中断了科举之路，在失去接济的状况下，不得不自谋生计。他先后创办《指南报》（1896年）、《游戏报》（1897年）、《海上繁华报》（1901年），是近代小报的奠基者之一。他主编的《绣像小说》属于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他的长篇章回小说《官场现行记》是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家道中落的吴趼人离开科举，另谋生路，先当校对，编小报，撰花界风月事，后主编《月月小说》，创作“谴责小说”。幼年家贫的林纾饱食旧学，略涉新知；虽中过举，却终身未仕，以教书、著译、绘画为业。他多才多艺，能绘画，能咏诗，能作骈体文，能写长短句，还能翻译外国小说。其大量的翻译小说可以说是近代稿费制度的催生果，从他大多数小说译稿被商务印书馆买下版权之一事实就能略见一斑。还有一些业余作者，主要由职员、教师和学生组成，例如杂志《礼拜六》的业余作者。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是报刊最广泛的写作者。创作主体的变化意味着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吟花弄月、饮酒狎妓的反映，而且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近代许多作家都以卖稿或办报为生，文学作品逐渐商品化。吴趼人、李伯元、林纾都是这样，其他许许多多近代作家也是如此。

    “前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此概念与近代文学“过渡性”概念不同，“过渡性”概念突出近代文学新旧交错的形态，这种形态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又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它是中国近代文学所特有的，从而强调中国近代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前现代性”概念更强调近代文学中现代性的新因素,而这些新因素正是五四新文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它实际上是挖掘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注重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把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例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就把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编，其中的第五卷实际上是近代文学部分。不过它倾向于形式上的融合，实质上的融合需要一个过程。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已经进入实质性融合的阶段。它基本上跨越了近代与现代的时间界限，真正打通近代通俗文学与现代通俗文学，特别是近代期刊与现代期刊，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前现代性”概念可以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这类问题提供新的参考，使以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成就视而不见的状况得以改变，使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得以梳理，使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各自的成就与地位的评价更加合理。近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时间意识、现代技术层面的科技动力与观念层面的科学精神、西方现代民主政治、近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等，与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文学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还有传承关系。其他方面，如白话文运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在晚清与五四也具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前现代性”的概念为研究近代文学提供新的参照点，为研究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提供新的视角，为合理评价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成就与地位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美]梅泰·卡利内斯库：《两种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李欧梵著《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第236页。

（3）转引自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 出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第7页。

（4）转引自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 出版中心，1998年7月第1版，第12页。

（5）《老子道德经》第80章，《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出版。

（6）《陶渊明全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46页。

（7）[晋]郭璞注《山海经十八卷》，《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本，第65—66页。

（8）《陶渊明全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90—291页。

（9）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6），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55页。

（10）《新小说》第壹年第贰号。

（11）王韬《变法（上）》，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80页。

（12）何干之著《中国启蒙运动史》，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上海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49-50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98页。

（14）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96年8月，第40页、第47—49页。

（15）《新小说》第七号。

（16）G·W·F·Hegel，《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7页。

（17）[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8—339页。

（18）袁进：《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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