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曲折历程(上)(1)(2)

二、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1950 1979)

    本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比如有前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社会性质、特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以下二个方而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在理论上确认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的上下限,而且产生了一批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小说史稿》近代代小说专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这些近代文学专编和专史，既一致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史的起讫，又对近代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近代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一是在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强。仅从单篇文章来看，综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两者的比例是1: 3. 7, 而前一时期两者的比例则是1: 5. 2。这些综合性文章不仅对近代文学的文体、流派、社团等局部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而且对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较之前一时期有明显提高。二是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上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他们在研究某些综合性问题和作家作品时，就不是罗列现象与事实，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显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

    然而从总体来看，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本时期的30年，从“土改”到“文革”，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触及而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就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建国初的五六年中，虽然己经开始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张毕来1955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由批判胡适进而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学界的批评，说明这种影响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历经“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反修”等政治运动，极左思潮得到了膨胀似的大发展。但它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是双重性的:高等院校受“大跃进”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编写文学史的热潮。从而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批近代文学史专编和专史，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作为“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成为主角，而大学教师只能扮演配角，从而使这些文学史著作带有相当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内，由于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威胁的夸大估计，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场既针对近代谴责小说、又针对其研究者的一箭双雕的大批判运动。关于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其发难者穆欣说得十分清楚:“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其建国后的表现就是所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以及学界对于谴责小说的肯定，因此批判谴责小说及其肯定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当然是指当时的“反修防修”，可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半途而废，乃因“文革”的突然爆发，善于“弄潮”的批判者们另有目标，因而无暇顾及了。当“文革”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时，他们又想起了近代文学，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但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学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寻找“批林批孔”的弹药，这更与近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了。

    以上事实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是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则是极“左”思潮。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曾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学研究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本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无非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近代文学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研究近代文学具有不小的危险性,稍一不慎,就会招灾惹祸。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其一,有些人视近代文学研究为畏途,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以致较之前一时期,本时期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缩,研究者只有数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还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虽然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但为了保险起见,只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无视近代文学的实际,而以当时的政治风向、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为取舍,人为地制造了某些“热点”和“禁区”。仅以研究文章为例:前期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为117篇,其原因是龚自珍被视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为“革命家”;前期研究苏曼殊的文章达263篇,本期锐减为4篇,其原因据说是苏曼殊与鸳蝴派有某种瓜葛;至于太平天国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本期的研究“热点”,而《荡寇志》、鸳蝴派成为本期的研究“禁区”,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丢弃历史唯物主义,专用政治实用主义。某些研究者在评价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作家作品时,不是看它们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无贡献,而是看它们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方针政策乃至中心任务有无用处。上述龚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变成作家阶级成分的划分,把作品当成证明研究者预定观点的材料库,视需要与否进行取舍与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阶级出身、政治派别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所在。

    四是曲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艺术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却备受青睐。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史著作和专论文章中,而且表现在作品选本之中。

    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还可以罗列下去,但仅此已经足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是生命的浪费,对于国家也一无所补,对于学术更是一文不值。这大概就是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参 考 文 献]

[1]郑振铎.晚清文选#序[A].晚清文选:卷首[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

[2]阿英.5晚清戏曲小说目6叙记[A].晚清戏曲小说目:卷首[Z].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出版上卷,1924年6月出版下卷;北新书局1925年9月出版合订本,1931年7月出版修订本"

[4]阿英.晚清小说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阿英.晚清小说目[A].晚清戏曲小说目[Z].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6]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9.

[7]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8]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M].上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

[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1933.

[10]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J].学林,1940,(1~3).

[11]郭箴一.中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2]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4]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7]穆欣.如何看待晚清的文学和政治$$从新版5孽海花6(修订版)3前言4想起的[N].光明日报.1964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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