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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研究汉学已成为专学，清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则是较早的汉学谱，康有为说该书故意写不高明的汉学家以暗贬汉学。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则勾勒了不同于《汉学师承
记》的学术线索，最简要明畅的要数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系统论》，先举清初之理学，后述雍、乾以降之经学及各地之学风，足见清代学术之大概，如勾勒汉学输入浙江的过程，信实可观。“民间文化”是清代成千上万学人默默耕耘出来的，民间文化的顶峰自然还数“百科全书”的《红楼梦》。
各民族的文化及以洋人为主角的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清入关之初，八旗军旅不足十万，他们强调“满州根本”，又宣称“满汉一家”，不可阻挡的是基层的满汉同化。八旗汉军渐染满俗，八旗满州渐染汉俗，杂居共处，联姻通婚，语言习俗渐趋一致。满族出了一些文学家（如纳兰性德）、科学家、翻译家等等。八旗官学是向满人传送汉文化的教育传播的基础设施。
清代的蒙古族分为八旗蒙古、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其语言文字开始趋向统一。汉语小说译成蒙文的约计100多种。在文献古籍整理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涌现出一批有成绩的学者。本族的文学也获长足发展。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木刻本于18世纪初在蒙古地区流传。宗教文学很兴盛。
过去，回族分散于全国各地，从清代开始逐渐向西北集中，云南是仅次于西北的回族聚居区，他们有长途运输、经营商业的历史传统，他们卓越的才智与勤奋的干劲，使他们的聚居地大大开化进步起来。伊斯兰教的学者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新篇章，“回民义学”培养了回族科举出身的官员和文化人，回族文学也成绩可观。
藏族的宗教和史学在清代颇受重视，西藏各寺庙都发行了数量庞大的藏文《大藏经》，还有蒙文本和满文本。《西藏历史·春后之歌》一直为藏族史学界和国内外史学界所推崇。藏族的诗歌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局面，长篇小说也成熟了。
南方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瑶族等民族，各自的文化均有可称道的传承发展，在相互交叉感染之“传通”方面的实绩更是一言难尽。
中国在商业上几乎是不知不觉地逐渐纳入了世界市场，茶和瓷器在欧洲日益受重视，中国文化也因传教士和商人们回母国后的宣传而扩大了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法国的魁奈建议路易十五学习雍正皇帝，启蒙思想家和重农派的经济学家鼓吹中国的君主制，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中国成了被外国人称道的国度。但这时，中国接受西洋的新鲜玩意儿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把中国作为理想的国家型范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是从书本上了解中国，为“形击”其本国的缺陷而“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说法”，如世界级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5）通过拉丁文本的《中国图志》、《中国哲学家孔子》（《论语》《大学》《中庸》加注释的合译本）、以及与中国的闵明我的通信了解了中国，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况》中说：“中国人能够竭尽所能的团结，以实现公共的安全和人类的秩序。”“如果理性是一付清凉的解毒剂，那么中国人就是最先获得这付药剂的民族。”他认为，为了对付四分五裂的德国和陷于道德沦丧的欧洲，最好的办法是请中国人来教导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天真的他，在哲学上沟通了中西两大文明，主要是他的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单子论融合了老子、孔子的“道”，至于他提出的成为计算机理论基础的二进制数学是否是从中国八卦思维中脱胎出来，尚有不同说法。
欧洲人写的《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地图》、《中国历史概要》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书籍，还有中国医药也为洋人重视，出现了洋人编写的《官话简易读法》和字典《拉丁文中文字汇手册》。所谓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潮，从欧洲人喝中国茶开始，到追求华瓷、仿制中国款式的丝绸、庭院建筑、室内陈设，还有出门坐轿的时髦风尚，——这些后来演变成英华庭园和法式马车。药物、脉学、针灸也介绍到了欧洲国家。1656年传教士编译《本草》部分内容的《中华植物志》（拉丁文本）在维也纳出版，1682年《中国医法举例》在德国出版，1683年《应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在汉堡出版，之后，针灸术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19世纪初，法国的大医院开设针灸专科了。
马若瑟在广州翻译的《赵氏孤儿》1734年初刊于《法兰西时报》，1735年全文收录于《中华帝国志》第三卷，1736年有了英译本，1747年有了德译本，感动了狂飚运动的领袖歌德，歌德对中国文化着迷，在《感伤主义的胜利》一剧中渗透了中国哲学、建筑、美学的情调，他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为成吉思汗被道义折服的五幕剧，用来宣扬孔子的学说，该剧翻译成俄文后，开拓了俄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倾心追慕，其中著名的“故事”不可胜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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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标志着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康熙允许在中国的俄罗斯人信奉其东正教，为其在东直门建“北馆，俗称“罗刹庙”，俄国向北京派驻传道团，到1860年改成公使馆，俄国驻北京的传道团换班13次，155人。 这些人将《四书》、《三字经》、《满州八旗通志》等译成俄文。 也有为侵华而专门收集各种资料的文化特务。在俄国创建出中国学派，比英国人翟理斯更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是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他也是许多俄国汉学家的老师。俄国作家最早访华的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冈察洛夫，普希金想随传道团来未果。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论有老子的思想的因素。1845年两国交换图书时，普希金、果戈理的书被收藏在北京理藩院中，无人阅读，年久散失。中国的《红楼梦》被传道团的学员当成珍宝带回了俄国，即现在所说的“列宁格勒本”。
到日本的人数是空前的，明末避难、经商的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唐三寺”，成为传递文化、双方人士联络的场所，不仅促进了日本禅宗的振兴，也对日本的知识界大有影响，尤其在建筑、美术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大。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及其后裔对日本的医术、书法、语言文学有持续性的贡献。《北山医案》、《北山医话》成为中医的新名著。本草学则获得了长足发展。长崎自江户时代就一直是学习汉语的中心，并形成了主张汉语直读、反对和训倒读的长崎派。由于华人移民的各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清小说如《水浒》、《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红楼》、《金瓶梅》成为日本人的流行读物，并形成了日本文学界取材于中国小说的“假名草子”派，其代表性的小说就是取材于《剪灯新话》的《御伽婢子》。
明清的通俗小说对朝鲜小说的产生有直接影响，无论是题材上还是写法上都是在模仿中国小说，如《洪允成传》之于《金瓶梅》、《玉楼梦》之于《红楼梦》都是明显的步趋仿效。朝鲜的汉城与越南的河内和顺化、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一样都是在“复制”中国的北京。
随着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兴旺，中国的瓷器、各种扇子、壁纸和硬木家具成了美洲上流社会的日用摆设，营造中国情调成为时髦。中国的轿子和马车、纸牌、风筝、鞭炮、礼花在18世纪进入了美洲各大城市。中国“茶文化”通过美国商船直接进入了美国的上流社会，被中国人友好地称为“花旗夷人”的美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中华文明由衷地赞佩，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有幸引进中国的工艺、技艺、进步的管理以及土特产，美国终会有朝一日成为中国那样人丁兴旺的国家”（《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一卷，1771年）。
可惜乾隆爷在位第二十七年，实施了“闭关”政策，中国开始与世界“隔绝”，没有了冲突，就难有新质的大文化的传播，不但科技而且政治、经济、军事均以加速度开始落后于西方，清廷的本意是想用隔离来保全祖传老例，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文化，却偏偏再也保不住了。关起门来家天下的经验和“智慧”，以为割断交流传播，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他们哪知道也不想知道，传播交流业已正在使世界一体化，洋人们文戏不灵，就来武戏了。推行奴化的清廷遂陷入皇帝权杖突然失效、在洋人面前茫然无措的境地。伟大的中华文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期，到处传播的是失败的信息。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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