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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1)(2)

2014-12-08 01:16

    如果到此止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人文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里达（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文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力”（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无目的活动中显出其目的性。（见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138页）不但名词借自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场”的概念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吸收了若干观念，组成一套颠覆人文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维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详见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学入人文研究的领域并不自福柯始，早在50年代中叶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畅论物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明白指出：最能有助于当代文学的理解者，除现代电影手法外，便是物理学；但非牛顿的古典物理，而是现代新物理。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他物”；他又强调文本意义不能确定，因人而异。这样看来，前引解构论把文本界定为“场”便毫不足异了。解构论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面向，而后现代主义今天正在冲击着人文研究的每一部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它与物理学的一段渊源。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 

    

    二、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上面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动态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用的事例是一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人任意取舍的空隙。这一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投资比例，便十分清楚了。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像20世纪以来是一部科学越来越兴旺、人文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文字到现在为止，也好像是在一方面颂扬科学，另一方又为人文叹息似的。其实不然。上面所指陈的不过是人文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一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文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生在《现代心灵》这部大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人文、新经典”之目，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面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人文研究逐渐恢复独立 

    人文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它的独立地位今天是更加强，而不是更削弱了。人文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行于19世纪的德国。但20世纪初叶以后，这两大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Neurath）、卡纳普（R.Carnap）等人倡导“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科，声势浩大，逼得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一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为知识的最高标准。他不谈“统一科学”，而仍以最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为一“连续体”，最抽象的一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一端则是工程、史学之类。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7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1976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一”，也不是“连续体”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士甚至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因此我们大致可说，这二三十年来是人文领域逐步恢复其独立地位的过程。 

    2.人文与科学绝非各霸一方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人文领域，已经过了长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人文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一个自然而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自然引起人在人文、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份，绝大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 

    然而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人文研究的其他部门，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人文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长期交涉分不开的。 

    今后人文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各霸一方的关系，如中国学人在“科学论战”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面引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力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 

    3.如何重建新的人文研究传统？ 

    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广，而又经久不息。文学研究所受的冲击最大，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目当然大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当其冲的文学领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便奋起保卫《西方经典》（Western Canon,1994）。 

    他的老师亚布兰（M.H.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白承认“传统派”的文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科学研究现在大致已赶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面。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西方传统而来，其中毫无间隔，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人文研究则无法直接与西方挂钩，除非所研究的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确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各方面的创获今天仍在日本与西方的“汉学”论著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一个新的人文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至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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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一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人文、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力于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那是假定所有“传统”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理论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一笔抹杀。但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文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只是许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领域中，人类学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识”(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学家的“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文明的冲突”代替以前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复杂问题，这里存而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一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里我暂且将“中国人文研究”局限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谓的“国故”。我立此范围以自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故”是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可惜40年代以后因战乱而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人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国故”与中国人文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至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方法”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一运动在观念上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搬到中国来了。但这只是运动的口号而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一代的人文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门论著大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运用了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够形成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大关系。 

    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的“in its own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只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他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的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像在其他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中国大学排名

    在撰写期间，关于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20世纪知识思想史》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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